為了提供希望而成立的奧林匹克難民隊,某些運動員卻選擇逃離

原報導:TIMES《時代周刊》

2019年春季的一天,超過2880名跑者在日內瓦(Geneva)參加了一場10公里的比賽。這是一場常規賽事,卻取得了驚人的成績。獲勝者是一名來自南蘇丹(South Sudan)的孤兒難民,流亡到肯尼亞(Kenya),幾年前才穿上了他人生的第一雙跑鞋。在領獎台上,Dominic Lokinyomo Lobalu手裡捧著一束鮮花和一座獎杯,高興地咧嘴笑了:「我很高興今天贏了,回到肯尼亞後我會進行更激烈的訓練」。

但是Lobalu沒有回去。當天,他向一同前往瑞士的運動員經理詢問自認贏得的獎金。其實,這場比賽並沒有獎金,但這並不能解釋Lobalu回憶中從經理那裡得到的迴避式答复。對方表示,回到肯尼亞再討論此事。

「我想,這些人隱瞞了一些事情」,他說。

對難民而言,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但至少在五年前的那一刻,體育運動似乎是他們的出路。2016年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奧運會開幕式,是第一次國際奧委會難民奧運代表隊以奧運會旗幟出場,而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旗。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和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的共同努力下,該團隊在其10 名成員參加比賽之前就已取得成就,將奧運會從私相授受、成本超支、和興奮劑的醜聞中解脫出來,轉向奧運委員們樂見的理想方向發展。

7月23日在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開幕式上,也有另一支國際奧委會難民奧運代表隊。該隊有29名成員,是里約奧運會參賽運動員人數的將近三倍,代表了目前估計約2070萬逃離原生國的人。

這場地表上最耀眼矚目的體育賽事將通過史詩般的個人歷史,包括了血汗、貧困、和其他奧運選手難以想像的耐力水平,再次得到提升。

2016年8月5日,里約熱內盧馬拉卡納體育場舉行的奧運會開幕式上,難民奧林匹克隊的旗手Rose Nathike Lokonyen率領代表團出場。照片: LEON NEAL/AFP via Getty Images)

但事情不再那麼簡單了。如Lobalu的經歷顯示般,即使是難民奧運選手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包括金錢、權力、控制、和經理人,這些問題與運動能力一樣,主導著精英運動。

Lobalu沒有回去的訓練營,位於肯尼亞首都內羅畢(Nairobi)外,叫Tegla Loroupe和平基金會培訓中心(Tegla Loroupe Peace Foundation Training Center),由曾兩次獲得紐約市馬拉松賽冠軍的傳奇肯尼亞跑手Loroupe創立。第一支難民奧林匹克隊的靈感來源和核心隊員,正是來自這個訓練中心,奧林匹克難民隊的一半成員都在肯尼亞生活和訓練。

培訓中心派出4名跑手前往東京,他們都和Lobalu一樣,從飽受戰爭蹂躪的南蘇丹逃出來。但有6名最強大的選手缺席東京奧運會難民隊。他們過去在肯尼亞的培訓中心為了參加奧運會而積極訓練了數年,在2017年至2019年間卻毫無預警地逃走了,違反了所有規則,並離開了隊伍。在接受《時代周刊》採訪時,這6名男子中有2人表示,他們之所以會做出決定的部分原因是,培訓壓力的加劇,以及對制度的不滿。在他們看來,該制度似乎剝奪了他們在培訓項目之外創造生活的機會。

夢想成為第一位獲得獎牌的奧運難民隊代表的Lobalu,在2019年春天成為了6名叛逃者的其中一人。在日內瓦贏得比賽後幾個小時內,他做出了一個將改變他生活,並注定無緣參與東京奧運賽事的決定。

Lobalu說,日內瓦賽後和經理人的對話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經理人的態度隱含著一種想法,即作為難民運動員,他們應該接受被賦予的一切,無論有否獎金。Lobalu開始拒絕這種思維。

現年 22 歲的Lobalu告訴《時代周刊》:「我們不能談錢。我們應該回去訓練營。他們帶我們去了日內瓦,所以我們不能抱怨…我們不應該說話,因為,我們只是難民。」

第二天黎明前,他和一位南蘇丹難民 Gatkuoth Puok Thiep一起逃出隊伍在日內瓦的酒店。他們沒有留下一字一句。兩人流浪了幾個小時,沒有錢也沒有人脈,只有一個計劃:不隨隊友回去肯尼亞;不知道可以怎麼做,但他們會找到留在瑞士的方法的。

離開是乾脆的,但感情仍然很複雜。每位退出該計劃的運動員在和《時代周刊》說起自己的決定時都表現得非常矛盾。來自 Loroupe 項目的兩名前運動員表示,他們覺得自己的機會和獎金被剝奪了,還談到了訓練營中控制霸道的氛圍。與此同時,即使是離開了隊伍,這些運動員還是認同肯尼亞的訓練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給了他們如果不加入就可能永遠都找不到的激情和目標。

訓練營創辦人Tegla Loroupe。照片:《時代周刊》Brian Otieno。

他們特別感謝Loroupe,她仍然是訓練營的負責人,也回答了《時代周刊》那些爭議性的問題。Loroupe於2003年創建了組織,發起由交戰部落組成的「和平競跑」,她是國際奧委會東京奧運會難民隊的「任務負責人」。「她不僅是教練,也是每個人的母親」,Gai John Nyang 說。Nyang於2017年在一場憤怒的爭執後逃離了隊伍,現住在德國美因茨(Mainz)。「直到今天,每個人都尊重她,包括我在內。」

首先是地震。然後是颶風。現在,海地正面臨疫情的爆發。

這個月,訓練營裡的運動員們情緒特別波動,因為他們當中有4個好朋友前往東京奧運會了,而那些離開了訓練營的人也失去了參加比賽的機會。國際奧委會和難民署甚至裁定,Lobalu、Nyang,和其他4名叛逃者都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奧運會代表隊參賽。

運動員們稱其為對離開隊伍者的獨裁懲罰。但聯合國和國際奧委會表示,這些人不再是正式的難民,這種受保護的身份,旨在為那些在各國被捕之人提供保護,一旦他們定居,身份就會被沒收。Loroupe補充說,允許他們參加東京奧運會鼓勵那些仍訓練營中的人也嘗試離開。據Lobalu所言,事實上他退出隊伍的七個月後在瑞士和Loroupe碰了面,對方試圖勸他返回肯尼亞,這樣他就可以參加東京奧運會了,「她說,『你會得到想要的機會』」。他拒絕了,現在只能在距離東京7,000 英里外的地方透過熒幕看到他的朋友。

代表13個國家/地區的29名難民在東京參加奧運這件事顛覆了奧運會延續了超過一個世紀的民族愛國主義特徵。國際奧委會難民項目副團長Olivier Niamkey告訴《時代周刊》:「大多數難民沒有參賽的權利」。他還敘述了該組織如何在與各個田徑聯合會經歷了漫長的談判後,才最終在2015年為難民打開了大門。他說:「這不僅是錢的問題,他們沒有可以代表他們的旗幟」。

為了組建難民團隊,國際奧委會要求各國進行篩選,終於確定了2016年奧運會的43名候選人。在肯尼亞,Loroupe知道要去哪裡尋找跑者。她前往該國北部邊境和卡庫馬(Kakuma)難民營,那是一個由聯合國難民署經營的龐大、陽光普照的安置點,居住著至少17萬名來自附近國家的難民。為了發掘潛力人才,Loroupe舉辦了一場10公里的比賽。

參賽者中,有些赤腳,有些幾乎沒有穿鞋,全部都沒有參加過組織性的比賽。她選了跑得最快的,帶他們往南飛450英里,回到她在內羅畢郊外鬱鬱蔥蔥的昂貢(Ngong)山上的訓練營。28歲的Rose Nathike Lokonyen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奧運會」,她在里約奧運會後再次在東京代表國際奧委會難民隊出塞。在赤道以南93英里、海拔1.2英里的昂貢,他們開始為里約奧運會進行嚴格的高空訓練。在卡庫馬難民營長大的Lokonyen,2015年在Loroupe的10公里比賽中赤腳跑步並獲得了第二名。她回憶起那場比賽,「我們不知道時間,只是往前跑。」

事實上,難民奧運代表隊的重點不在於贏得比賽。這本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精英跑者在擠進奧運會之前得先在最先進的賽道上訓練多年。難民隊的關鍵,是出現在奧運賽場上。國際奧委會主席Thomas Bach在里約奧運會前說:「我們希望向世界上所有的難民傳遞希望。」對於像南蘇丹跑者那樣,目睹了強烈暴行的難民而言,這項計劃還幫助他們治癒了痛苦的創傷。Nyang 說,「跑步對我來說就像藥。跑步時,我會冷靜下來。」

隨著來自中東、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等國家的難民人數激增,這項計劃從原本被吹捧為2016年奧運會的一次性活動,到現在似乎越來越發展成永久性的計劃。今年因疫情而推遲的奧運會,國際奧委會擴大了難民隊計劃,以囊括世界其他地區和更多的體育項目。Niamkey說,國際奧委會的奧林匹克團結基金在2016年至2021年間用於資助數千名運動員的總額1億美元中,為全球56名難民運動員提供了300萬美元的獎學金,支付的形式是每月1,500美元。

難民運動員在肯亞的訓練營練跑。照片:《時代周刊》Brian Otieno。

例外的是,肯尼亞Tegla Loroupe訓練營的運動員。Niamkey估計那裡的難民每個月得到的資助「在100至200美元之間」。但Nyang和Lobalu都分別表示,他們每月只收到5,000肯尼亞先令(按當前匯率計算約為46美元)的津貼。《時代周刊》要求國際奧委會核實,他們確認金額確實是5,000肯尼亞先令。

國際奧委會的一位發言人表示,這筆錢是Loroupe訓練營運動員的「零用錢」,他們的生活開銷全免。運動員住在一房四床的宿舍,一起做飯。當《時代周刊》向Loroupe詢問津貼費時,她的回答是:「我們的運動員不是只為了獲得報酬。他們在那裡是有原因的。」

Nyang說,在2017年離開訓練營之前,他經常向當地人借錢,「50美元你能做什麼?」據潛逃往日內瓦的運動員Lobalu所言,抱怨是徒勞的。「他們會說『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地方,就收拾你的包,回去卡庫馬難民營』…你的食物、床、房間是免費的。」

在四年一屆的奧運會之間,運動員們參加世界各地的競技比賽,以獲得高水平的比賽經驗。但Lobalu和Nyang在個別的採訪中都聲稱,他們沒有因為在此類賽事中獲勝而得到獎金,即使是那些有獎金的賽事。

On是一家資助Tegla Loroupe和平基金會並向跑者提供跑鞋的瑞士運動鞋類公司。On的一名高級管理層證實,他們已經意識到資金沒有到達運動員手中的事,包括參加2017年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田徑運動會等賽事的獎金,其中兩名參賽者逃離了隊伍,離開肯尼亞訓練計劃並留在英國。On的體育營銷主管Feliciano Robayna負責處理與難民團隊的合作,並曾兩次訪問肯尼亞訓練營,他說:「是有獎金的,這些獎金支付給基金會了,基金會有責任把獎金交給運動員…在聽說有些獎金沒有去到運動員手中後,我們盡力改善這個問題」。

針對運動員的指控,Loroupe告訴《時代周刊》,運動員參加比賽會獲得獎金,她說:「這是他們的錢」。聽到她的回答,Lobalu笑了,「好吧」。他懷疑地說:「也許在我離開之後。」

對於Nyang而言,促使他離開的不是獎金的缺席,而是失去機會的感受。他描述了訓練營中日益緊張的氛圍,管理人員似乎偏愛某些運動員,而且越來越擔心如果有人抱怨就會遭到報復。Nyang說,他最害怕的是被送回卡庫馬難民營,「這太可怕了」。作為南蘇丹難民,他也越來越擔心自己在肯尼亞的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當然沒有人會願意住在沒有任何改變機會的地方」,Nyang指的是訓練營。他回憶起當時的想法,「沒有其他未來,只能跟自己說『好吧,我必須走自己的路。』」

他和另一名南蘇丹難民Wiyual Puok Deng採取了戲劇性的方式。在2017年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亞運會賽后拒絕登上從法蘭克福(Frankfurt)返回肯尼亞的航班。Nyang和Lobalu都說,他們覺得難民運動員好像都不被鼓勵或幫助繼續前進。還有一個人同意了這個說法,這位追踪了這些運動員長達五年的消息人士曾在Loroupe訓練營呆過一段時間,並與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繫,他說:「他們(難民訓練營)想把運動員留下來,這個訓練計劃更大程度是為了難民署服務,而不是運動員本身。」

當被問及這些指控時,聯合國難民署副團長Stephen Pattison說,肯尼亞訓練營的叛逃事件促使委員會和國際奧委會努力為東京奧運會代表隊挑選的跑者取得獎學金,他們都參加了五年前的里約奧運會。在一次Pattison接受《時代周刊》的電話採訪時,國際奧委會堅持要監督談話,Pattison表示,運動員們急需在奧運會之後獲得真正機會的前景,這是里約奧運會之後國際奧委會和難民署未能提供的。據兩位叛逃運動員Lobalu和Nyang所說,這是肯尼亞項目失去6名才華橫溢跑者的原因。Pattison說:「我們知道他們擔心什麼。」

Loroupe在肯尼亞接受采訪時告訴《時代周刊》(還有一位國際奧委會代表陪同),她毋須為逃離訓練營的6名男子承擔任何責任。當被問及是否會勸阻運動員離開時,她說:「我不樂意接受這樣的指控。」對於那些想離開的人,她說「他們必須走正確的路。」

Dominic Lokinyomo Lobalu,現居瑞士並繼續競跑。照片:《時代周刊》Anna-Tia Buss。

正如Loroupe所言,對於明星選手Dominic Lokinyomo Lobalu來說,沒有「正確的離開方式」。在日內瓦贏得比賽的幾個小時後,他就逃離了難民隊,離開了旅館。和Nyang一樣,Lobalu和家人在從南蘇丹飽受戰爭蹂躪的村莊逃難時分散了。南蘇丹是在經歷了與蘇丹長達數十年的內戰之後於2011年成立的,獨立後戰爭仍然很普遍。他在孤兒院度過了部分童年時光,踢足球是為了減輕失去家園的強烈痛苦,最終在內羅畢附近的一所學校裡跑步,Loroupe就是在那裡發現他的。

Lobalu離開Loroupe團隊三個月後,在一家瑞士難民中心(AWOL)聯繫了瑞士聖加侖(Saint Gallen)的田徑教練Markus Hagmann,告訴他有兩名南蘇丹男子想要賽跑。Hagmann邀請他們加入他的俱樂部,並立即發現了Lobalu的明星潛力。他帶Lobalu參加了他在瑞士能找到的第一場比賽。

Lobalu贏得了比賽,並在瑞士持續地獲勝。除了On,他現在還獲得了意大利保險巨頭Generali的代言金。六月下旬,他在14分鐘內完成了5,000米的瑞士賽跑,僅落後於代表瑞士參加東京奧運會的獲勝者千分之一秒。由於無法到東京參賽(他也沒有正式的難民身份),Lobalu將在七月和八月在瑞士阿爾卑斯山高處的體育中心訓練。

與此同時,On的營銷主管Robayna表示,公司已聘請律師保障Lobalu在瑞士的居留身份,因為Lobalu在瑞士的跑者中享有盛譽。Hagmann估計,Lobalu可能需要長達10年的時間才能成為公民,這使得Lobalu能否以瑞士國民的身份參加2024年巴黎奧運會還是未知數。

至於錢的問題,2019年贏得第一場瑞士比賽后,Lobalu爬上了Hagmann的車。Hagmann向Lobalu展示了他贏得的200瑞士法郎(約合218美元),然後面無表情地說:「哦,這是我的了」。Hagmann回憶道:「他臉色發白,我說,開玩笑的。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沒有人會從我這裡拿走我的錢。』」

譯者: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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