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內捲,怎麼辦?

作者:乔瞧

2020年,「內捲」這一冷門的人類學術語突然成為流行語。雖然在傳播過程中該詞的意思已經發生了變化或延展,但其在青年中引發的共鳴卻並非曇花一現。如果內捲是當下確實存在的問題的一種概括,那麼我們也應該可以定義它,分析其成因,並想辦法戰勝它。

當我們談論內捲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人類學概念上的「內捲」,是指一個發展停滯的社會中,既有的文化、技術、政治、制度、組織等在不斷複製、固化和復雜化。

我們可以把這種現像簡單形象化。一家人廚具只有菜刀和案板,因此只能做涼菜。由於種種原因,吃涼菜成為了家規。因此他們不去添置爐子、鍋、烤箱、籠屜,而是下功夫在蘿蔔上雕刻清明上河圖。當添置了全套廚具的鄰居已經在吃滿漢全席了,這家人還在吃涼拌蘿蔔。

再看看今天這個詞在中國常見的使用語境:

例1:雖然公司沒有明文規定,但實際上大家都自覺996,真是內捲啊!

例2:這個街道辦事處崗位的招聘,竟然有五個博士畢業生來應聘,真是內捲啊!

例3:我朋友為了女兒能考上重點高中,每年補習班就要花5萬塊,真是內捲啊!

例4:這個訂單我們公司報價100萬,只有5萬利潤,竟然有人報價96萬,真是內捲啊!

這四個例子,呈現出了和蘿蔔雕花類似的現象——投入增加了,卻沒有獲得顯著的實際收益提升。刻了清明上河圖的蘿蔔,在口感和營養上並不比普通切絲的蘿蔔有提升。主動996並不會有加班費。多年努力讀來的博士學位,並沒有賦予研究學科前沿的機會。20年前考上重點高中的學生大部分並不需要上補習班,如今增加教育開支爭取到的教育機會並不比20年前有質變。降價訂單做的越多,公司利潤率反而越低。「捲」這個字,有描述植物萎縮之意,正好契合了投入/收益比的萎縮。

經典的人類學研究中,內捲大多是用來解釋社會發展停滯的原因,比如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解釋爪哇農業為何幾百年來停滯不前;黃宗智(Philip Huang)解釋中國傳統社會為什麼沒有自己走向資本主義。[1]但內捲和停滯誰先發生,是否互為因果,在學術界尚無定論。共識只是二者同時存在時會互相加強:越停滯越內捲,越內捲越停滯。

著眼當下,中國社會整體來說顯然並未陷入停滯——中國經濟剛剛經歷了長達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其間中國資本大舉進軍海外,綜合國力大大增強…那麼我們現在談論的內捲,是與誰的發展停滯相關聯?在上述例1中,8小時工作制變為996,到底是進步、退步還是原地踏步,恐怕可以有不同解讀。站在相關企業工人的角度看,工作時間延長,收入卻沒有成比例增加,還有難以量化的健康損害,所以無疑是退步。996助長了中國互聯網巨頭的形成,中國資本整體實力獲得加強,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大資產階級肯定認為是一種進步。但政治統治者或許有著更複雜的考慮——自身家族也是大資本的股東;需要稅收來支付高昂的統治成本;資產階級有可能強到無法控制甚至謀求政治權利;過度剝削工人增加了出現反叛的風險。但要注意的是,在這個例子中資本家和政治統治者並不是內捲的參賽選手,而更像是比賽組織者和規則設計者。那麼可以推論,當下的內捲情況,並不一定是降低了整個社會投入/收益比,而只是阻礙了特定人群的發展。

另一方面,當下我們所說的內捲,強調的並非競爭,而是固化,「內」字反映的是一種身陷無形囹圄無法突破的窘境。上述例3中,教育投入/收益比的下降,並不僅僅是令所有參與者負擔加重,更是直接剝奪了某些人的競爭資格。1990年中國高等院校中農村學生的比例還是22.11%,到了2015年城鄉差異則變成下圖的狀況——越是高端的學校,農村學生的比例越低。[2]除了國家教育資源投入的不均衡外,更富裕的城市家庭可以負擔起昂貴的校外教育支出,也是促成這種轉變的重要原因。比如,補習的效果,將接受補習者的平均分數提到了一個高水準,令負擔不起補習費用者如何努力都無法企及,最後遭到淘汰。「農村教育行動計劃」曾在平困農村地區就學生入學問題展開了8此大規模調查,追踪了近2.5萬名學生。結果顯示,2013年貧困農村地區37%的人完成了高中階段的學習,而城市學生基本超過90%。[3]這就是為什麼「寒門出貴子」的事例正在逐漸消失。

曾在社交媒體自述學霸勵志故事的趙思雨,後有報導曝光其父為將她送入美國斯坦福大學花費了650萬美元。[4]這個故事彰顯出,中國金字塔頂端的家庭,可以突破國內教育內捲的桎梏。根據官方統計,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35萬人,較上一年度增加4.14萬人。[5]這一數字跟上千萬的國內高考人數相比是非常小的,說明留學仍是一種門檻很高的替代方案,大部分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還是只能參與國內高考。大量學生會對「內捲」一詞產生共鳴,正是因為普通人很難突破這一桎梏。

上述例4雖然是資本家之間的內捲,但資本家往往會把內捲傳導給更劣勢的工人——剋扣工資、裁員、無償加班、減少休息——來彌補利潤的損失。而在上述例2中,首先最優質的崗位往往是權力和利益交換的籌碼,和教育一樣,只有特定人群可以突破內捲。其次,即使到了比拼真才實學的階段,一些與崗位本身無關的身份標籤也往往會決定勢均力敵者的勝負,如女性、少數民族、性少數、大齡者更容易在求職內捲中遭到淘汰。

根據以上觀察,當下我們談論的「內捲」,可以總結出以下特點:一、參與某項事務時,社會中特定人群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精力、勞動力、資本或資源等,但收益/投入比越來越小;二、參與者作為整體發展受阻,形成固化;三、越處於弱勢地位的參與者,遭到淘汰的機率越大。

弱者的「大逃殺」

那麼,驅動內捲的又是什麼?

上文例子中的一個共性,是都存在著稀缺:高薪或穩定的工作崗位,升學名額,可以盈利的訂單。但是,稀缺就一定會造成內捲麼?

現實生活中的稀缺似乎比比皆是:黃金地段的住房,優質醫療服務,各種限量版商品,優秀的結婚對象,沒有污染的水源,飛機頭等艙,網紅餐廳的訂位,中央常委的位子,魚翅和穿山甲…不過並不是樣樣都搶得頭破血流。

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稀缺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資本家通過組織生產來填補稀缺並以利潤的形式得到獎賞。與此同時,市場會神奇地不斷創造新的稀缺,從而使社會在「稀缺-充足」的動態平衡中高歌猛進。

也有一些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認為,為了世界的繁榮人為製造一些稀缺也無傷大雅。就好比時下流行的盲盒生意,同樣成本同樣價值的玩具,僅僅因為廠商刻意的產量安排就成為了「稀缺品」和高價炒作的對象。

在一個理想化的資本主義模型中,人為的稀缺會很快得到填補——如果某家盲盒的稀有玩具太難抽,消費者整體會轉向稀有品抽中率高的其他商家來滿足收藏欲,或者乾脆放棄這個愛好。但是,如果有一種權力可以強制維持某種必需品的稀缺性呢?

日本電影《大逃殺》(2000)設定了這樣一個背景:經濟凋敝,失業率高漲,青少年犯罪猛增,信心盡失的成年人因對青少年存有恐懼,立法設計了一個自相殘殺的遊戲,每年選定一個班的高中生參加。遊戲中迫使學生們努力參與殺戮的,主要是這條規則:三天后如果倖存者超過一名,那麼所有人都會死於脖子上的自爆項圈。這樣的規則塑造了一種最極端的稀缺——生存的機會,從而迫使學生們難以拒絕參與。雖然這是一種誇張的藝術表現手法,但卻和當下的內捲有相似之處。

讓我們再次回到教育的例子。很多中國家長都希望子女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普通青少年考上大學最有效的途徑是進入以升學為目的的高中(非義務教育階段)來進行高考訓練。但是,政府按照計劃錄取人數設定分數線,有意控制了高中錄取率(見下圖[6]),使得高中教育資格成為一種稀缺。

建設足夠的高中並非難事:城市中有大量空置的寫字樓可以改造成校舍;大量教輔機構的存在說明並不缺乏教師;家長願意為非義務教育買單意味著國家甚至可以不用投入大量稅金。所以說,這是人為的稀缺。

維持這種稀缺的用意是複雜的,這裡只談其中之一。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2019年,國中等職業教育招生600.37萬人,佔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的41.70%。[7]也就是說,沒有進入高中的學生,大部分進入了職業技能學校,從此開始特定的職業技能培訓。這種分流對於國家的顯著好處之一就是,可以讓年輕人儘早進入勞動力市場,並且可以定向補充特定行業的勞動力不足。然而,對於青少年學生來說,這並非好的選擇。江蘇師範大學學者杜連森進入某職業技術學校做了為其近一年的民族志研究後得出結論:

「由於技術工人勞動被降級為簡單勞動,工業企業更重視勞動者馴服的個性品質,技能教育的價值因此被削弱,職業學校的教育過程更加重視規訓和管理而偏離實質內容,由此導致職業學校教育內容的空洞和教育生態的惡化。」[8]

而只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往往也會困在低收入的工作之中(見下圖[9])。

於是乎,無法跳脫中國教育體制的普通家庭,為了子女的未來就必須去爭奪高等教育的入場券,也就是高中入學名額。面對人為的入場券稀缺,初中學生只能不斷想辦法提升自己的分數,包括增加學習時間,放棄與中考無關的科目,花錢購買校外課程。當越來越多的人這麼做的時候,分數線也會相應提高。而一些貧困家庭的學生會發現,無論自己如何努力,也無法和上了昂貴補習班的同齡人競爭。一個典型的內捲就這樣展現在我們眼前。

當內捲成為常態,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愈發大行其道:考上高中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有錢去留學是父輩努力的結果;住房和教育不是人權而是強者的獎賞;至於生來就是社會底層的最弱勢者,在內捲中遭到淘汰也是「物競天擇」的合理結果。不知不覺中,「大逃殺」的規則成為了社會共識。

失控

上面我們談到,為了榨取財富、固化階層、社會控制等目的,可以人為製造內捲。但是,並非所有內捲都是設計好的,人為造成的內捲也時常會脫離設計者的控制。

房地產市場是人為稀缺導致內捲的例子:住房總體來說並不稀缺,但政府和開發商聯手製造並維持了高房價,使得普通人擁有自己的住房成為一種稀缺。這種稀缺產生的壓力催促人們加入購房的行列,從而進一步炒高了房價,令新的購房者甚至租房者不得不付出越來越高的價格;而弱勢群體則越來越難以在資源便利的大都市立足。但這一過程中催生出的怪物巨無霸企業和地產、金融泡沫,也為中國社會埋下了危機的種子,最近發生的恆大暴雷事件就是苦果之一。操縱內捲來加劇剝削會受到怎樣的反噬,或許我們馬上就會看到有趣的答案。

回到996的例子,職場內捲的開端很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資本家拒絕遵守勞動法,同時想方設法壓低工資;政府不認真執行勞動法,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也過低。高收入(相對公平的工資)職位稀缺,為了保住或獲得這樣的職位,原本朝九晚五的僱傭勞動者就只好「主動」接受以996為代表的企業加班文化。當然,對於很多工廠工人來說,長工時早就已經普遍存在——因為底薪很低,所以必須要靠加班來到達預期收入水平。

但是,當經濟出現下滑,失業率升高就成為了政府不樂見的內捲動力。中國政府公佈的最新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2021年7月)[10] ,與2020年全年平均值5.6% [11]相比還有所下降。但是,更能反映實際就業情況的,是中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達到2億人左右。[12]所謂靈活,就是不穩定:收入不穩定,社會保障不穩定,未來前景不穩定,也可以說隨時處於失業邊緣。這麼大規模的人群,意味著並不僅僅涵蓋非正規經濟中的勞動者。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發布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0年中國企業採用靈活用工比例約55.7%,比2019年增加約11%,近30%的企業打算穩定或擴大靈活用工規模。[13]

穩定、高收入的工作越來越少,勞動者為了得到或保住工作去接受更差的條件待遇,企業則進一步以靈活用工的名義削減待遇。但是,勞動者可以接受的內捲程度是有上限的,面對這種惡性循環有些人開始另一種選擇——降低需求,從而斬斷對高收入工作的依賴。也就是所謂的「躺平」。

面對教育內捲,中國的年輕家庭也在採取同樣的策略:如果不生或少生孩子,那麼就可以避免或減少教育支出攀升的壓力。當家庭有孩子的時候,高等教育的入場券就很可能成為必需品,那麼其稀缺性就會把家庭拖入內捲;如果沒有孩子,與教育相關的一切都與這個家庭無關,自然就不需要參與內捲。

抗拒工作、拒絕生育的一代青年的出現,當然不是引發和設計內捲者的初衷,也不是國家統治者所樂見的。所以近期政府的一些動作可能有遏制內捲的意圖,比如剿滅課外補習行業、打擊壟斷企業、限制炒房等。但這些措施並沒有觸及稀缺性這一根源問題——也就是如何提供充足的穩定工作、受教育機會、廉價住房、醫療資源…

指望目前的政府解決內捲問題是希望渺茫的,更何況它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但「躺平」就是最佳答案了嗎?

并非人人可以躺平

有人說「三和大神」[14]是躺平的典範,但這種沒尊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肯定不會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選擇日結工的,大多是底層中的底層,因為家庭出身、學歷或個人經歷等原因,成為了就業內捲的失敗者。其中墮入「大神」之路者,也並非完全是個人意志,而更多是出於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指—個體經歷某種學習後,在面臨不可控情境時形成無論怎樣努力也無法改變事情結果的不可控認知,繼而導致放棄努力的一種心理狀態。雖然越來越多的人會有習得性無助,但徹底自暴自棄,只能說是被內捲吞沒,並不是逃離內捲。

逃離內捲式的躺平,應該是在維持保障健康、有尊嚴、舒適的最低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在主流社會生活中付出努力。所謂主流社會生活,也就是升學、就業、婚姻、養育後代等內捲重災區。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主流社會生活也是經濟和社會認同的來源,不可能完全放棄。舉例來說,一個非富裕家庭出身的名牌大學畢業生,可以選擇月薪兩萬的996崗位(內捲),也可以選擇月薪五千的五天八小時崗位(躺平);前者可以攢錢買車買房,後者節省一下也能過好當下。但如果僅僅為了逃避內捲而選擇不工作,在家「啃老」父母微薄的退休金,那麼不論從經濟還是社會意義上講,都很難過上體面生活。

但躺平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很奢侈的。我們上文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大加批判,但大部分家長很難實踐替代方案(比如在家上學或出國留學),因此把子女送去公立學校仍是最可行的教育方式;對於這些家長來說,躺平式教育就是在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同時不花錢補習、不逼迫其上名校,轉而鼓勵和引導他們通過書籍、網絡和實踐來學習自己感興趣的知識,鍛煉體魄和人格,或者樹立非物質的人生追求。可是,這種躺平方案仍然需要一定條件:家長需要付出一定時間和精力,孩子有接觸相關書籍、網絡和實踐機會的渠道,所在地社會氛圍健康包容等。如果家長是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工廠工人,或者子女身處偏僻鄉鎮,那麼讓他們去實踐這種躺平式教育就好像是「何不食肉糜」。就業內捲同理:一個初中畢業生,很難在五天八小時的崗位上拿到生活工資;又或者已經有養育子女、贍養老人責任者,也無法選擇輕鬆但低薪的工作。

另外,家庭中的女性,主流價值觀會要求其做許多無償勞動,如果她們選擇躺平(比如不婚不育),往往就要承受更多的社會壓力和無端指責。

還有就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讓很多人不敢只求滿足當下的生活,而必須努力增加積蓄為將來準備——即使不婚不育不買房,養老和醫療也是逃不過的開支。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這就是為什麼社交媒體上呼喊躺平的聲音很大、現實中我們遇到的躺平者卻屈指可數。更可怕的是,國家政策是在越來越收縮躺平的空間,比如設立離婚冷靜期、鼓勵三胎、延遲退休年齡、提高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等等。

但是,如果有條件躺平,不管選擇什麼方式,都值得支持。首先,個體越深入參與內捲,受到的剝削就越多,反之亦然;其次,越多人參與,內捲整體程度也會加劇,所以躺平可以說是拒絕助紂為虐;再者,躺平往往意味著減少消費,是有助於環保減排的。

「跑路學」的興起

個體逃避內捲,其實不只有躺平一條路。自古以來,華夏大地上的人民就常常因為戰亂、飢荒、瘟疫、貧困、苛捐雜稅等原因而遷徙。近代以來也發生過闖關東、下南洋、大逃港等大規模遷徙。

當下的中國,遷徙也在不斷發生,有從內陸到沿海的,也有從鄉村到城市的。但這種國內遷徙對於逃離內捲往往意義不大——「小鎮做題家」從教育內捲中殺出重圍來到北上廣,往往馬上無縫銜接加入就業內捲。

那麼,更有效的遷徙就是移民去一個內捲程度低國家。截至2020年,中國以1070萬的移民人數「榮居」世界第三大移民輸出國[15] ,恐怕內捲的也出了一份力。

之前一個階段的中國移民,大多是為了「趨利」——追求發達國家更好的教育、更高的薪水、更香甜的空氣、更完善的權利等等。而當下時期,「避害」正在變成一個重要原因——避開內捲、政治迫害、被迫「共同富裕」以及更多可以預期的瘋狂。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大家越來越流行用「跑路」一詞。這個詞原本是貶義,指不體面地落荒而逃。但現在所有的移民手段,從合法的留學、務工,到偷渡、非法居留,都可以叫跑路——顧不得體面不體面,能跑掉就是人生贏家,因為或許不久的將來就跑不出去了。

2021年上半年,中國共簽發普通護照33.5萬本,僅為2019年同期的2%。[16]雖然官方解釋是為了抗擊疫情,但根據當下的政治經濟形勢,中國收緊財富和人才的外流無疑是一種大趨勢。

需求多了,難度大了,跑路便成為一門顯學。去不了美日澳加,就得研究怎麼去塞浦路斯、塞爾維亞、塞內加爾這些地圖上不能一眼找到的國家;沒錢留學、投資,就得研究怎麼勞務輸出;財產匯不出去,就得研究前沿的金融手段…

單從逃避內捲的角度看,工薪階層的躺平意味著要放棄一部分物質追求且難以積累金錢,所以對於有這些需求者來說,移民去一個投入/收益比高的國家就是更好選擇。

但也有人擔心,現在移民會像49年隨國民黨撤台一樣,與大陸的親人再難相見。因為,對未來局勢的分析預測和自我心理疏導,也是研究「跑路學」必不可少的部分。

團結就是力量?

躺平者和跑路者,總歸是少數。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會因為種種原因被迫參與內捲。但既然有那麼多人對內捲深惡痛絕,為什麼不能一起抵制?

過去弱勢群體要想實現訴求,往往會通過集體行動來爭取。罷工、罷課、遊行、集會、成立維權團體都不是新鮮事。這些手段可以用來對抗內捲麼?當然可以:公司要求996,如果工人成立獨立工會和老闆談判,談不攏就罷工,誰去996就斥責其為工賊,那麼勝算還是有的。

但現在搞組織,罪名輕則尋釁滋事,重則顛覆國家政權,成本太高。集體行動也有,但大多是即興、去中心化和心血來潮的,只能反抗內捲造成的最糟糕後果。比如近幾年快遞員因為工作強度加大而罷工的事件經常發生,但不同城市、公司、網點的抗爭都是各自發生,並無聯繫,爭取到有限加薪後也馬上偃旗息鼓。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法教授塗永前的話說:「他們這個群體是很大的,幾千萬人,但是從來沒有形成組織力量。」[17]

而試圖組織的例子則有發起「外送騎士聯盟」的陳國江:截至2020年6月,他共發起11個騎士聯盟群,好友人數超過14000人,因為利用空閒時間幫助外賣員維權,調解糾紛,騎手們稱之為「盟主」。2019年10月,因發動外賣員通過拒接訂單來維權,他被警方拘留26天后釋放。2021年2月18日,他在網上曝光「餓了麼」平台的外賣員春節期間獎勵有欺騙嫌疑。2021年2月25日,他被北京警方帶走,4月2日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准逮捕。[18]

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因幫助外賣員維權被捕。

現在還有一種年輕人,看了幾集《覺醒年代》,就信了中共仍然是代表工農,內捲的問題只是資本家搞破壞,解決問題只需要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清君側」。但是,過去幾十年黨和資本家的關係,就好像電影《讓子彈飛》裡的台詞:「豪紳的錢,如數奉還,百姓的錢,三七分賬。」當下它對某些行業重拳出擊,難道是為了把多年996剝削百姓的錢如數奉還、實現共同富裕麼?恐怕未必。黨和資本家鬥,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爭的是百姓的錢誰三誰七的問題;百姓要膽敢自己組織起來,就是階級矛盾,必須徹底鎮壓。

像「盟主」這樣敢於組織的勇士,值得敬重;但大多數人迫於淫威不敢大聲反抗,也可以理解。但並不是說,我們就應該認命,或者只能尋求躺平、跑路這樣的個人解決方案。

有策略地、低調地組織,還是有空間的。比如說,不去追求短期內發起行動,而是耐心地贏取人心,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內捲的危害並相信每個人都有權過上一種更好、更合理的生活。不可否認,這是一種低效的團結方式,但在這樣一個時代,也是無奈之舉。

讓內捲來加速內捲的滅亡?

內捲一天天嚴重,但既不能躺平或跑路,又無法改變社會,往往會令人沮喪,甚至產生「政治性抑鬱」。於是,「加速主義」加便應運而生地流行起來。

和內捲一樣,原本探討科學技術發展如何影響社會進程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一詞也在中文世界的傳播過程中有了新意義:統治者的某些政策或行動,雖然加劇了剝削或壓迫,但也樹立了更多的敵人,製造了更多矛盾,加劇了社會不穩定,最終會把整個系統推向總崩潰。

這裡其實有兩層「加速」。一是不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批評中國近年的許多情況是「開歷史倒車」,比如重新燃起毛澤東時代那樣對領導人的偶像崇拜、打壓私營經濟、重回中美冷戰對峙、推行保守甚至封建的社會價值等等,情況越離譜,也就是倒車速度越快。二是有人相信,中共正在把中國引向某條歷史上有跡可循的道路——比如清王朝、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蘇聯或毛澤東中國的道路;但因為有了加速倒車,整個「劇本」也會快進到大結局。

考據派的加速主義者會把當下的事件與歷史進行比對:比如李光滿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19]對比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20] ,中國海軍的擴張對比舊日本帝國海軍二戰前的發展,或者「戰狼」外交對比老佛爺向十一國宣戰。

但更多的加速主義者喜歡把問題簡化為蝴蝶效應——當權者任何令人不滿的舉動都有可能在未來引發風暴,並不一定需要歷史先例。在內捲問題上當然也可以套用這一邏輯:內捲越嚴重,人民越不滿,就越有可能出現大規模反抗,並且把矛頭指向更高層;但如果996變成995或966,大部分人就會感謝國家,中共政權也會變得穩固。因此,加速主義者會認為,與其去和內捲抗爭,不如冷眼旁觀,等整個系統因過度內捲而奔潰,再重建一個沒有內捲的新世界。

歷史雖有一定規律可循,但其進程在各國總有差異,也沒有一個標準速度。比如法國大革命四年內就砍了國王的腦袋,建立共和國,而英國光榮革命以來三百多年仍然是君主立憲。而且,加速主義者難以證明所謂系統總崩潰一定會發生——加速倒車也可能導致其他結果。因此,有人批評加速主義者「更多地將政治前景寄託於某一種沒有根據的期待」,是一種「消極的逃避」。[21]

但筆者認為,積極的意義並非沒有。上文已經談到,傳統的集體抗爭模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無能為力。尤其在轟轟烈烈的香港反送中運動失敗以後,對當局不滿者迫切需要新的精神支柱和宣傳策略。因此,加速主義的意義並不在於真的可以預言崩潰,而是可以防止內心投降並合理化內捲和其他社會問題,以及在論戰中不輸氣勢。

一種積極的加速主義應該是,在懷有樂觀期待並嘲笑統治者的愚蠢的同時,做好親自參與歷史進程的準備。

根本性變革

讀者們應該發現,本文針對的問題已經不局限於內捲。這是因為,內捲本來就是一個系統性問題,與中國很多其他弊病息息相關。所以要想單獨解決內捲,甚至只是某一領域的內捲,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再次以教育為例。最近政府在短時間內消滅教輔行業,就有解決教育內捲的意味。當然首先是因為它認為這種內捲對統治不利:教育支出太大,人們就不敢多生孩子,加劇人口斷崖。教輔只是提升了考試技巧,並沒有使大學生源有質的飛躍。教育公司在海外上市,盈利會流出中國。少年兒童在學業上投入太多精力、受到太大壓力,給其成長帶來方方面面的問題。

但是,可以斷言,剿滅私營教輔並不會解決問題。對於大部分普通中國人來說,高等教育決定了其今後的社會地位、收入水平和人生軌跡,只要名額依然稀缺,激烈的競爭就不會停止。沒有了補習班,家長會請家庭教師,會要求學校增加課時,甚至會親自上陣輔導,也就是說家庭在教育上投入的精力和金錢不會減少。

要想真正解決教育內捲,需要一個系統社會工程:增加高中和大學名額,提高職業教育水平,改善藍領工人的社會地位和工作條件,讓所有勞動者都得到公平的工資和社會保障,為弱勢群體提高免費課外輔導,建立多元的教育系統…

要實施這一工程,又需要財政投入、新的法律、新的機構、民間社會參與、學習外國經驗…但如果一個社會的大部分成員無權過問財政用途、無權選舉立法者、無權結社,那麼以上這些就都是癡人說夢。

面對這樣一個死胡同,怎麼辦?

此時做一個加速主義者當然很輕鬆:對教育行業重拳出擊增加了失業人群,製造了更多不滿者(已繳費的家長、教育公司老闆、海外投資者、工作量增加的公立學校老師等等),引發了其他行業的恐慌,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加速啦,加速啦!

但這樣的宣言除了讓加速主義者自我感覺良好外並不會贏取人心;即使真的產生了「加速」,也不是加速主義者的功勞。

那麼,更有建設性的討論,應該是讓更多人認識到,他們面對的種種窘境,源於根植於這個國家的系統性問題,不發生根本性變革,個體就會不斷陷入新的窘境。這樣的變革不會從天而降,也沒有既定劇本,每個人的參與都會對結果有影響。不一定要做引領變革的英雄,但至少不要主動去做阻礙變革的幫兇。


[1] 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Qk/art/528320?dbcode=1&flag=2

[2] https://www.163.com/data/article/DJO9QEIM000181IU.html

[3] https://www.163.com/data/article/DJO9QEIM000181IU.html

[4] https://cn.nytimes.com/usa/20190506/yusi-molly-zhao-china-stanford/

[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6]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00811/herald/623008160080d658c4cb8e1d4c6806b0.html

[7]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490308.html

[8] https://news.ifeng.com/c/89Mw7vpG3Di

[9]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LOO1QUR0536H849.html

[10]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816/c1004-32194357.html

[11]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25/content_5595485.htm

[12]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808/c1004-31815201.html

[13] https://news.cctv.com/2021/06/16/ARTIBbwkzQsApLhasLaPKm1K210616.shtml

[14] 棲身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華區景樂新村海新信人力資源市場附近的一群打工者,「三和」一詞源自該區域最大的人力資源公司名稱。他們居無定所,多以日結薪資的臨時工為生,號稱「做一天可以玩三天」。這些打工者有的甚至沒有身份證,身負債務,與家人鮮有來往。打工者因失去身份證無法購票,甚至無法離開三和地區;有的打工者則因長期身處極端貧苦而散漫的環境無法重新融入主流社會,不再主動離開。三和大神同時有精神方面的定義,往往是指長期在三和低水平生活環境中形成的過一天算一天,為了生存不再在乎窮、苦、臟的「豁達」精神。

[15] https://new.qq.com/omn/20210624/20210624A09FXA00.html

[16]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7/30/c_1127714411.htm

[17]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1112/alibaba-singles-day-couriers/

[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5%9B%BD%E6%B1%9F%E6%A1%88

[19] https://politics.gmw.cn/2021-08/29/content_35121285.htm

[20] http://www.ziyexing.com/maozedong/information/yaowenyuan.htm

[21]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80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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