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性化的資本主義——《魷魚游戲》

原作者:Rowan Fortune

原文鏈接:Capitalism without a Human Face

黃東赫的《魷魚游戲》(2021)成為Netflix有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劇集。這不是韓國第一部透過突出社會不公來吸引觀眾的娛樂作品,早前奉俊昊就憑《寄生蟲》(2019)獲得4項奧斯卡大獎。人們對反資本主義的寓言有著濃厚的興趣,其描繪的地獄不是由極權主義策劃的,而是由富人對一無所有、去人性化、和絕望的群眾的剝削。在《魷魚游戲》中,債務人被慫恿參加致命的兒童比賽,由臉上帶有符號蒙面穿著制服者監督:包括了管理者(正方形),士兵(三角形) ,和工人(圈子)。

英國前衛系列《密諜》(The Prisoner,1967-1968)就有相近的描述,一群人被一種毒氣弄暈後運送到一個由地下利益控制的迷幻監獄。在那裡,他們被分配了號碼,“我們在這個地方不使用自己的名字”(有趣的是,主要反派玩家的數字是101)。高見廣春的反烏托邦小說《大逃殺》(1999)描繪了未來世界中,日本政府下令隨機挑選出來的高中生自相殘殺。在此之前,還有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的《蠅王》(Lord of the Flies),描述一群英國男生被困在一個島上後陷入野蠻暴力的故事。然而,高見和戈爾丁與黃東赫的角度不同,前者批評的是當時日本和英國的孩子們的成長經歷。

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的《飢餓遊戲》(Hunger Games,2008-2010)與黃東赫的諷刺最為相似。更重要的是,柯林斯的青少年小說(及其電影改編)以及《魷魚游戲》都描繪了一種資本主義用來控制大眾的小恩小惠,其中控制和抵抗的動態交織在了一起。理論家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寫了大量關於《飢餓遊戲》的文章,在其中看到了對團結的評論。

《飢餓遊戲》同樣敘述着團結的議題。劇照

在《飢餓遊戲》的競技場上,被剝削者被迫相互競爭以娛樂無聊的精英,反映了現實中缺乏團結的可怕真相。《飢餓遊戲》裡的任何联盟都必然是臨時的——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只能有一個勝利者,聯盟的每個成員都知道他們很可能最終被迫殺死身邊人,目前的結盟只是暫時的。要擺脫競技場的鬥爭就需要拋棄這種強加的霍布斯主義(專制主義),重新建立團結。

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

在《飢餓遊戲》中,“記住敵人是誰”這句格言敦促了團結。雖然被壓迫的人們經常分裂,但他們可以團結起來結束這種狀況,與壓迫者作戰。在《魷魚游戲》中,團結的基礎幾乎是布萊希特式(Brechtian)的缺乏情感的間離效果:“聽著,你不相信這裡的人,因為你不可以。你只有你自己。”被剝削者彼此之間有很多猜忌和恐懼。生活在充滿偏見和競爭的社會中,他們更有可能與處於同一階層的人發生衝突。但團結仍是必要的。

劇集中,其中一個遊戲需要玩家們以團隊形式一起運作。他們展現出來的團結、善意、甚至開明的利己主義的小舉動,讓他們得以倖存。然而,只有通過形成戰略性的、有組織的團結(友情),他們才能繼續堅持下去。他們需要在分裂的遊戲中團結起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就是在自掘墳墓”。黃東赫關注矛盾,也關注變態;團結的遊戲,再殘酷地分裂,正如劇集後面發展展示的那樣。而入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也在做一樣的事。

《魷魚游戲》的其中一個遊戲已經說明了團結的重要性。劇照

與《飢餓遊戲》一樣,《魷魚游戲》說的是人們的缺乏團結。也許我們可以通過戰後美國的批判理論來檢驗它。Theodor Adorno和Max Horkheimer的文化產業理論中,認為大眾媒體文化的本質會使受眾對物質條件變得被動(無法聯合起來推翻階級社會)。這不是陰謀下的結果,而是大眾文化本身的要求,它具有一種廣泛的吸引力,既產生了高雅文化的智力滿足,又滿足了低俗藝術所體現的基本衝動。它混淆了批判性意識和不假思索的消費之間的鴻溝,滿足了可以在抵抗中釋放的驅動力。

《魷魚游戲》抓住了理論家Richard Seymour所說的社會產業問題,還有Neil Faulkner在 Guy Debord 的基礎上稱之為“高牆” (The Wall)的說法。在這裡,大眾文化的吸引力與被動參與相結合,媒介操縱觀眾的互動來製造自由的假象,創造出比戰後文化產業更有效的東西。當你登錄社交媒體時,演算法會溫和地誘導你的行為(Twitter和Facebook:膚淺、競爭、偏執)。同樣,像Netflix這樣的平台會說服你,你過去的觀看記錄會塑造未來的觀看經驗,表現出很欣賞你的個性的樣子,但實際上,你是被操控的。

《魷魚游戲》中的管理者呈現出“有選擇”的錯覺,通過嚴格執行規則或允許玩家集體離開來實現自由民主的理想。在故事裡一場投票中,管理者甚至對試圖“顛覆”他們“自由和公平”選舉的資產階級表現出憤怒,“我們不會寬恕任何阻礙這一民主進程的行為”。這個虛偽掩蓋了真實詭計,通過隱藏的經濟脅迫來使得不公平的遊戲“公平”化。導演毫不羞恥地透過其中一個角色直言“外面和這裡一樣糟糕”。但“外面”和“這裡”的對比是假的,韓國高度分層、壓迫的社會才是最真實的。

如前所述,Netflix是社交產業The Wall的一部分,正是《魷魚游戲》在諷刺的東西。這是一項以營利為目的,有利可圖的業務。Netflix經常販賣假象,在播放酷兒文化節目如《神娃之伊莎莉亞戰記》(She-Ra,2018-2020)或支持跨性別的紀錄片如《揭開面紗:好萊塢的跨性別人生》(Disclosure,2020)的同時,也播放反酷兒的作品。令人震驚的是,他們擁有像《The Closer》裡喜劇演員Dave Chapelle那樣的恐同和恐跨性別內容,他的行為包括了哀嘆“字母人”(對 LGBTQI+ 身份的廉價挖掘)。當工人​​抗議時,Netflix就解雇他們。如果《魷魚游戲》關心團結的缺乏性,那麼我們為什麼要付費給Netflix呢?我們固然可以質疑消費者,但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導演和作品)卻站在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壓迫反抗者的逃稅公司那一方,這樣沒有問題嗎?

Netflix節目《The Closer》嘲諷跨性別人士而遭到示威者抗議。照片:美聯社

黃東赫是個擅長講故事的人。《魷魚游戲》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寒而栗,部分原因在於使用了兒童遊戲。任何恐怖迷都知道,這種類型經常巧妙地將脆弱性和純真與不祥的威脅並置。因此,我們常看到很多受害者在床上被殺人狂謀殺;玩偶和小丑怪物;被鬼附的少女等。輕鬆的兒童遊戲和殺戮的對比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魷魚游戲》在劇集前面就描述了男主角成功在街邊遊戲機中贏得了禮物送給女兒,卻沒有意識到那是一把手槍外形的點煙。影集中還有更多精彩的觸動點,包括階級間的怨恨;宗教逃避;韓國的勞資糾紛;反移民政治;性別和種族階級;假裝自由平等。

《魷魚游戲》超越了作品自身,捕捉了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不滿,但它能否喚醒觀眾的被動?到頭來,它會強化資本主義系統,還是只是淪為另一種合法的消遣呢?

編譯: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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