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學院事件”再次警示民族主義的集體癲狂

作者：項豎

最近發生了這麼樁事情：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有位A老師，在《新聞採訪》課上說了一番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言論，學生B用手機拍下，把視頻傳到某QQ群中；據說又有一位C君把該視頻傳到微博[1]，引發熱議；不幾日，輿論發酵，A老師成為眾矢之的，遭學校開除，甚至連《人民日報》等官媒都出來大加鞭撻（見下圖）。

A老師都說了什麼，諸位不妨先看看視頻：

視頻開頭，A老師就表示“日軍確實在南京做了反人類的行為”，可見她並沒有如《人民日報》所說“否認他國惡行”。“抹除民族苦難”更是無從說起——A老師雖然列舉了各種不同的估計數字，但不管屠殺了三萬還是三十萬人，都是承認苦難。至於所謂“歷史真相”，中共的教科書和官方文獻上，各種歷史本來就改來改去，教育學生敢於質疑和探究，才是有德之師。

當然，對於“無知”這條批評，A老師還是應該承受的，因為她確實說錯了一些不正確的歷史細節。比如她說“三十萬人是從一個人的筆記裡面大概估計”，但實際上用於估算的證據還有慈善機構的埋葬紀錄、日軍記錄和倖存者證詞等。再如，她說可以用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戶籍記錄來統計遇難者，但這樣的系統在1937年並不完備，即使1946年修訂的《戶籍法》，也只要求為年滿14歲者頒發《國民身份證》。[2]

但這些錯誤論據是為了否定南京大屠殺或為了證明南京大屠殺人數肯定少於三十萬嗎？顯然不是。A老師的論點是，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共政府，都有機會做更精確的統計，找出更詳細的受害者信息，從而可以更好反駁日本右翼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否認；而實際沒做到這一點則是失職、不嚴謹和遺憾。所以，A老師的“無知”頂多只是學術不精，為其扣上“妄加揣測”、“為罪人開脫”的帽子無疑是過份的。

如果我們補充一些論據，就會發現A老師上述論點是成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劉燕軍曾在《抗日戰爭》雜誌發表名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1937—1985）》[3]一文，提到了國共政府是如何調查的：

需要指出的是，戰後國內政治局勢的急速變化，極大地制約了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審判以及對遇難同胞的紀念等諸多方面。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衝突即開始升溫，其後爆發了全面內戰，“剿共戡亂”成為國民黨政權的第一要務。這就給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和審判工作大打了折扣，使其顯示出虎頭蛇尾的狀態，“儘早結束調查”、“儘早結束審判”之類的詞語，常常見諸於調查和審判的公文之中。以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委員會為例，從1946年7月開始工作，至9月底即宣告任務全部完成，在短短兩月的時間內，難以進行深入和細緻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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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南京大學歷史系部份教師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調查，翻閱了相關的檔案資料，收集了相關的照片，走訪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見證人，編寫了一本約7萬字的小冊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人民日報》為此作了報導。（注：《支持日本三池礦工的鬥爭，南京三千煤礦工人集會》，《人民日報》1960年5月14日。）1962年，適逢南京大屠殺25週年之際，對初稿進行了審定和增補。196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計劃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蘇新華印刷廠編排印刷出清樣稿，但最後因故未能公開出版。這是建國以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本研究著作。（注：該書雖未公開出版，且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一些觀點和說法在今天看來很不妥當，但其開創性的基礎研究功不可沒。1965年，南京大學歷史系向外事部門提供了全部研究成果，相關人員還為來訪的日本友人舉行報告會和照片展覽，向國內的多家單位提供了著作的油印本，在對外交往和國內宣傳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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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階級鬥爭理論發展到了極致。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戰鬥的青春》被誣衊成“大毒草”，其罪狀之一就是“恣意污衊抗日軍民、大肆渲染戰爭恐怖”。一篇題為《人民戰爭的偉大旗幟是不可戰勝的》批駁文章這樣寫道：“《戰鬥的青春》極力渲染戰爭的殘酷、恐怖和苦難”，“是一幅陰暗的圖畫。這幅圖畫，是由日寇放的‘火’、革命軍隊的‘屍體’和人民群眾的‘哭聲’組成的”。責難作者孫振別有用心，“其目的就是要渲染戰爭的殘酷、恐怖和災難，長敵人的志氣，滅人民的威風，販賣現代修正主義反對正義戰爭的黑貨”。（注：《人民戰爭的偉大旗幟是不可戰勝的》，《人民日報》1969年2月10日。）在這樣的語境下，梅汝璈撰寫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遭到了莫須有的指責，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復”，甚至還有人從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責文章誇耀侵略者的勇猛，為軍國主義張目，跡近“漢奸”、“賣國賊”。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這些問題做檢查交代。（注：梅小璈：《南京大屠殺及其他—先父梅汝璈的一些看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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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對日工作，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佔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麼恨了，而是採取友好態度”。（注：林曉光、周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對日外交》，《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終止了戰後以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中國媒體中批判日本的言論大大減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深入、廣泛、系統的揭露和批判。 1975年，日中友好舊軍人協會訪問南京時，接待人員總是迴避談及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不得已時才敷衍幾句，最後總要補充道：“事情已經過去，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過，責任在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注：「日」石井和夫：《“南京大屠殺”的思索》，《日本學》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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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館之初，紀念館更多的被定位為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陣地，有關部門曾經提出“不主動邀請或安排外國人參觀”。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和平教育”、“對外和平交流”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以紀念館的建立為契機，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動下，首次組織、大規模地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與見證人進行了普查，在短短數月內，共查出倖存者、目擊者、受害者1756人。其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照片集》、《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等大屠殺資料和專著相繼出版。

綜上可見，國民黨的調查虎頭蛇尾，共產黨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系統性調查，正好印證了A老師所說的“在這些家人還活著的時候我們並沒有統計出來死亡確切人數”。

上述材料也部分印證了A老師關於公祭南京大屠殺與日本抵制北京冬奧會之間關聯的猜測。誠然，中共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日”設立於2014年，那時不可能未卜先知今年的中日關係，但歷史上中日關係的變化確實在影響中共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詮釋。

癫狂的“吹哨人”

對於A老師的言論，拍攝者並沒有當堂反駁和辯論，到底是覺得不屑一辯、無力批駁還是意圖讓她受到某種強力的懲罰？視頻中那句“把她舉報成50萬” [4]的畫外音，應該已經說明了答案。

《環球時報》認為，B君和C君沒有通過秘密渠道上報私人場合發表的言論，因此不是告密者，而是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吹哨人”。[5]確實，在這個個人信息裸奔的時代，把視頻上傳到微博，確實可以算是光明正大，C君的真身也很快無所遁形。在令A老師遭到懲罰之後，C君也遭遇了網絡暴力和電信騷擾。

反對C君者，大多是想到了文革時大量老師遭到學生批鬥的歷史。當年參與批鬥的學生，自認為掌握了階級鬥爭的“真理”，所以充滿了正義感和使命感帶來的狂熱。而今天的C君們，則是把當下的歷史教科書和“核心”的思想奉為圭臬。 “三十萬人沒有數據支持”的話語一出，他們便直接進入打擊“50萬”、“漢奸”、“賣國賊”的民族聖戰模式。C君把視頻傳上微博，也確實是一種“吹哨”，但吹響的是一通“狗哨”，招來了無數同類——其原本默默無聞的微博賬號幾日便增加了數万粉絲。

相比於告密，這種公開的集體癲狂更為可怕。無數的C君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對於“民族大義”容不下理性討論。他們渴望為歷史上的“民族仇恨”復仇，他們堅決與所有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異見者劃清界限，他們對“獵巫”樂此不疲，他們宣佈不願受中共統治的台灣人和香港人是“民族叛徒”並叫囂武力懲罰…

僅僅今年，這種癲狂的受害者就不止A老師。4月，湖南城市學院教師李劍因《建築文化概論》課上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遭學生舉報，被校方發文批判並調到圖書館工作[6]；5月，在微博上質疑中印邊境衝突官方公佈傷亡人數的“辣筆小球”遭舉報後獲刑入獄八個月[7]；10月，在微博上號召反思朝鮮戰爭正義性的財經媒體人羅昌平遭舉報後被警方刑事拘留[8]；12月，日本拳王木村翔在一場民族主義裹挾的拳擊賽中遭中國對手玄武犯規抱摔後卻被裁判判負，賽后玄武表示“中國打日本不需要規則” [9]。

“震旦事件”發生後，聲援A老師者同樣成為打擊目標：深圳大學老師因在朋友圈轉發《人民日報：不告密不揭發是道德底線》一文，遭學生舉報，該生在舉報信中稱自己“德不孤，必有鄰” [10]；湖南省一名在微博聲援A老師的女教師，則被當地有關部門強制送往精神病院[11]。

不要忘記，這種集體的民族主義癲狂，恰恰是歷史上許多戰爭發生的因素之一，日本侵華戰爭亦是如此。A老師當然清楚中國的輿論環境，恐怕也知道台下的學生中就有狂熱份子子，但她依然在視頻最後講出：不應該永遠去恨，而應該反思戰爭是怎麼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她無疑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勇者。

飛速倒退的國家

反擊當下的癲狂，把矛頭對準年輕的C君們顯然是找錯了重點。他們熱衷於舉報，無疑是一直以來受到了《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官媒的鼓舞，而且知道國家暴力機關會因為舉報而介入。而媒體和國家機器的行事方法，則是來自於統治的最高層。

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倒退最快的時代。近日翻閱舊書，發現《炎黃春秋》雜誌2013年刊登過一篇文章，題為《習仲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12]。其中講到，習仲勳八十年代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時，曾和該機構人員有過如下的談話：

仲勳同志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歷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我們對黨的領導人，應當熱情擁護，對黨的方針、政策應當堅決執行，但是對領導人的主張，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製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
李由義說：“憲法已經規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這正是保護不同意見的法律。”
仲勳說：“我的意見是，任何人都應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幾個？也不只是在各種會議上，平時說幾句不同意見就犯了罪了？”
李由義說：“前些時討論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識，對僅有思想而沒有觸犯刑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任何人，不能因為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處以刑罰。”
仲勳說：“不給刑罰，還有批鬥、禁閉、降職降薪、調離、開除等等處分等著呢。我說的保護，是指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
李由義說：“您說得很對。這正是當今社會上普遍地不說真話的根本原因——怕受處罰，怕說了真話倒霉。記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訪問，曾明確指出，我們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羅斯福總統提的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前三項自由都屬於保護不同意見的範疇，要確保不受處罰，不受威脅，人們才能敞開思想說亮話。1949年制訂《共同綱領》，明確規定言論、出版自由。1954年制訂的我國第一部憲法，甚至“四人幫”猖獗時期制訂的1975年憲法，以及現行1982年憲法，都規定言論、出版自由，但至今沒有製訂有關法律。
穆生秦同志說：“我在高校黨委工作多年，學生們思想活躍，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領導上規定一條界線，不能出格，即：不能反黨、反社會主義。”仲勳同志說：“這是一條很難掌握的界線。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廣東省工作，建議中央批准設立經濟特區。當時就被一些人斥為‘向境外資產階級投降’。如果對現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還有可能改革嗎？”
穆生秦說：“我聽彭真同志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社會主義民主更要聽取不同意見，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就不可能有民主。”
仲勳說：“那我的想法就更堅決了。”
在大家談興甚濃之下，我也說了幾句：“一切改革都來自不同意見，創新就是對現狀的揚棄。無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不同意見都面臨著舊規則、舊秩序的壓力。真理是對謬誤的糾正，而真理在開始時只能被少數人掌握。對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開始時也只可能是少數人提出。保護不同意見就是保護真理的萌芽，保護和促進改革。”
仲勳同志看我越說越遠，笑著說：“今天談得很好，幫助我進一步想這問題，下次有機會再談。”

A老師等人今天的遭遇，不過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換成了“歷史虛無主義”、“精日”、“叛國”的罪名，習仲勳在八十年代思考的問題，在今天有過之而不及。當年“思想活躍”、“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學生群體，反而成了打壓不同意見的蓋世太保。而如今的中共上下，也再沒人敢公開提出應保護不同意見或為A老師辯護。

在這樣的國家之中，民族主義的集體癲狂會走向何方，令人不禁深深擔憂。但退縮和逃避是沒有用的，每一個清醒者都必須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擊，從而避免這個國家和民族再次跌入深淵。

[1] https://www.sohu.com/a/509599383_121019331

[2] https://www.sohu.com/a/509456916_121106869

[3]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7717

[4] “行走的50萬”在網絡用語中指代潛伏在中國的外國間諜。起源是北京國安局2017年4月10日發布和實施的《公民舉報間諜行為線索獎勵辦法》中提到：對防範、制止間諜行為或偵破間諜案件發揮特別重大作用，貢獻特別突出的線索，給予10萬至50萬元獎金。

[5]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62UtmpaJ12

[6]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kejiaowen/ql1-11092021041429.html

[7] https://www.dw.com/zh/%E8%BE%A3%E7%AC%94%E5%B0%8F%E7%90%83%E4%BE%B5%E5%AE%B3%E7%83%88%E5%A3%AB%E5%90%8D%E8%AA%89%E7%BD%AA%E6%88%90-%E8%A2%AB%E5%88%A4%E5%85%A5%E7%8B%B18%E4%B8%AA%E6%9C%88/a-57737615

[8]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1008-%E8%A2%AB%E6%8C%87%E5%8F%91%E8%A1%A8%E4%BE%AE%E8%BE%B1%E6%8A%97%E7%BE%8E%E6%8F%B4%E6%9C%9D%E5%BF%97%E6%84%BF%E5%86%9B%E8%A8%80%E8%AE%BA-%E5%AA%92%E4%BD%93%E4%BA%BA%E7%BD%97%E6%98%8C%E5%B9%B3%E8%A2%AB%E5%88%91%E6%8B%98

[9] https://sports.sina.com.cn/others/freefight/2021-12-20/doc-ikyakumx5287688.shtml

[10] 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1_12_21_619284.shtml

[11]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2-122020210958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