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反戰運動中的女性面孔:女性為何抗議?

作者:Ella Rossman,倫敦大學斯拉夫和東歐研究學院(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的博士生,專攻蘇聯晚期的性別史,也是一名女權主義社運份子。

原文鏈接:https://lefteast.org/russian-anti-war-movement-why-women-protest/

自烏克蘭全面戰爭開始,以及隨後俄羅斯實施戒嚴令以來,俄羅斯人一直在抗議戰爭。儘管抗議活動力量弱小,支離破碎,並受到政府的鎮壓,卻仍在俄羅斯的許多城鎮中持續進行。除了街頭示威和糾察隊,還包括了無形的抵抗形式,例如在工作中的破壞或透過不同方式傳播戰爭信息,以對抗嚴格的審查制度。

經過一個多月的抗議,已經證明了女性在抗議運動中的積極性。在戰爭的第二天出現的第一批俄羅斯反戰組織之一,是由女權主義者組成的,叫女權主義反戰抵抗組織(Feminist Anti-War Resistance,以下簡稱FAR),我很榮幸成為其中的一員。目前,FAR協調電報頻道[1],聯合了俄羅斯各地和國外的2萬9千多名社運人士。FAR在國際婦女節的行動是為了紀念在戰爭中喪生的烏克蘭人而組織的,聯合了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112個城市、城鎮和村莊。

參與抗議的不僅僅是女權主義份子。各種政治光譜的婦女都參加了示威和糾察隊。地方當局的女性議員成為了著名的反戰人士。3月16日,自由反對派政治家和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市議會代表赫爾加·皮羅戈娃(Helga Pirogova)穿著烏克蘭國旗顏色的花環和有烏克蘭傳統刺繡的襯衫去工作。這個小小的舉動在議會引起了一場大醜聞——其他議會代表對皮羅戈娃進行口頭攻擊並提議撤回其職權。3月22日,沃羅涅日州(Voronezh Region)塞米盧茨基(Semiluksky)區議會代表尼娜·別利亞耶娃(Nina Belyaeva)在區議會會議上譴責了這場戰爭。[2]她公開稱俄羅斯政府的行為是「戰爭罪」。別利亞耶娃立即被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開除,現在當地檢察官辦公室正在考慮對她起訴。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而且每天都出現。

為什麼俄羅斯的反戰運動中有女性面孔?要回答這個問題,我需要回到過去十年俄羅斯女權主義的發展。這些年來,俄羅斯的女權主義經歷了重生。女權主義從一個集中在小圈子的地方性和相對邊緣的運動,演變成了一個廣泛討論的話題,甚至變成了某種時尚。這導致了女權主義團體數量的廣泛增長,並在俄羅斯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女性政治代議士。

巴黎的反戰示威。圖:Telegram

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女權主義

俄羅斯女權主義和其思想歷史悠久,經歷了起起落落。它始於19世紀中葉,當時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正進行自由主義改革。決定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是1930年,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宣稱「婦女問題」已被蘇聯當局「解決」了,不再需要獨立的婦女組織。蘇聯所有的草根女權團體都被趕盡殺絕了。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女權力量才開始再次在不同政見者和知識分子圈子中出現。這些小團體的影響力非常有限,但即便如此,它們仍面臨來自政府和特殊服務部門的大規模迫害。例如,幾乎所有女權主義地下年鑑《女人與俄羅斯》(1979 年)的主要創作者們都不得不在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壓力下離開了蘇聯。

1991年後,俄羅斯婦女運動的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它始於兩項重大活動,即1991年和1992年在杜布納市(Dubna)舉行的獨立婦女論壇。當時俄羅斯正在經歷大規模的經濟和政治轉型。「沒有婦女的民主不是民主」是論壇的口號。其參與者希望女性會成為後蘇聯時代俄羅斯民主化的重要推動者。

不幸的是,這並不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後共產主義社會中產生了新的性別問題。它加劇了工作機會的不平等,合理化了對女性身體的商業化,並導致了主要影響女性和弱勢群體的社會服務下降。後蘇聯時期俄羅斯最早的性別學者之一阿納斯塔西婭·波薩德斯卡婭(Anastasia Posadskaya)寫道,雖然存在着這些種種問題,女權主義議程仍然相對被邊緣化。[3]根據波薩德斯卡婭的說法,在1990年代,精英和公眾將婦女解放與蘇聯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在國內和國際層面都利用了這個議題。他們以新的民族主義政治價值觀為導向,對性別角色持相當傳統的觀點。這就是女權主義無法普及化的原因,只有小圈子認真對待性別議程。新的女權主義者和性別研究只產生了有限的影響。

情況在201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轉變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在於俄羅斯內部和外部政策的保守轉向的實際情況。2010年代初,當局和政府媒體開始積極宣傳「傳統價值觀」。他們讚揚了「傳統俄羅斯家庭」的理想——異性戀、多代家庭、有三個甚至更多的孩子。「傳統家庭」成為俄羅斯主權國家理念的反映——在宣傳中,他們都被描繪成反對所有「西方」元素。國家發言人和媒體將北約和聯合國政治與LGBTQ+運動、同性婚姻和人權置於同一陣線。任何外部影響開始被描述為對俄羅斯獨立和生活方式,包括對家庭的威脅。

俄羅斯停止與國際組織在性別議題上的合作。例如,俄羅斯方面拒絕批准2011年的《伊斯坦布爾公約》(歐洲委員會關於防止和打擊侵害婦女和家庭暴力的公約)。2013 年,俄羅斯當局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在未成年人中「宣傳非傳統家庭關係」。「非傳統家庭關係」主要是指LGBTQ+家庭,但該術語含糊不清,有待進一步解釋。

與當局預期相反的是,對「傳統價值觀」的瘋狂宣傳並沒有引起那麼多支持——許多人認為像回到蘇聯時代那樣干涉他們個人事務。還有其他因素也激發了人們對女權主義議程的興趣,例如,2012年Pussy Riot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內的著名表演,或社交媒體的興起,以及#metoo等女權主義網上運動的傳播。2010 年代初也是整個俄羅斯大規模反對派抗議和政治動員的時期。當時的反對派團體通常與支持國家的團體一樣帶有性別歧視和等級制度。[4]然而,公眾對政治的興趣上升影響了女性。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涉足政治,同時開始反思政界的等級制度。

結果,在過去十年中,俄羅斯女權運動一直在增長——儘管在2011-2013年抗議活動之後遭到鎮壓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因素。女權主義議程已經蔓延到當地團體之外,並登上了媒體,包括以前從未寫過相關提議的生活和政治媒體。女權主義和性別研究活動成為許多城鎮文化和知識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當局有時並不認為婦女權利與其他政治議題一樣危險。此外,女權主義政治仍然是無形的,因為國家和特勤局對像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y Navalny)這樣的著名男性政治家的活動更感興趣。與俄羅斯的其他反對派團體相比,女權主義發展為一種沒有嚴格等級制度和個人領袖的平行運動。似乎當局有一段時間並不認為女性主義具有足夠的革命性。相較於同性戀權利,女性主義也被視為對於「傳統價值觀」沒有危險性。因此,女權主義活動甚至可以在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館等國家機構中進行。我是2017年在莫斯科最大的國家圖書館之一舉辦的女權主義節日的組織者之一。女權主義份子、性別學者,和性愛博主都參加了這次活動,我們沒有受到圖書館管理部門或市政府的壓力。

2010年代女權主義蔓延的兩個影響

女權主義議程在俄羅斯的傳播有兩個主要影響。首先是基層女權組織數量的增長。根據我從2019年開始的監測,最近幾年草根女權團體的數量在增長。戰爭開始時,超過45個這樣的團體在全國各地運作。我說「超過45個團體」,因為我知道在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地區有幾個這樣的群體。他們秘密工作,因為曝露身份會危及生命,而且我沒有什麽人身安全指引可以聯繫他們以了解詳細的信息。許多女權團體的總部設在莫斯科(Moscow)和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但並不僅集中在這些城市。活躍的女權主義團體也在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和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和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摩爾曼斯克(Murmansk)和烏蘭烏德(Ulan-Ude)等許多其他地方開展工作。

第二個效應更複雜,需要更全面的研究。我想女權主義議程的傳播創造了對現代俄羅斯女性政治能動性的新理解。儘管俄羅斯在蘇聯和後蘇聯時代都有女性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悠久歷史,但女性在最高級別的國家行政管理中並沒有獲得足夠的代表性。我們只知道女性成為部長或擔任其他高級決策職位的個別案例。長期以來,政治,尤其是軍事事務,對許多俄羅斯人和婦女本身來說都是「與婦女無關的事務」。

圖: Telegram

女權主義議程成為將婦女政治化的有力工具,甚至影響了那些最初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一般來說,俄羅斯人對任何集體都持消極態度,將其與蘇聯時代的暴力政治化聯繫起來。俄羅斯政府多年來成功地利用了這種個人主義,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普通人」無法改變任何事情,應該遠離政治的「骯髒事務」。政權一直對民眾冷漠。因此,無法影響國家的觀點在俄羅斯很普遍,人們認為僅可以對自身的家人和最親密的朋友圈子產生影響。女權主義以「個人就是政治」的公式,在這種情況下成為了遊戲規則的改變者。我認識的許多女權份子一開始接觸女權主義是為了尋找關於身體或家庭問題的答案,後來,這些問題卻引導他們轉向討論代議制民主和獨裁,重新考慮政治和抗爭,以及她們在其中的位置。結果,今天我們看到婦女走上街頭,婦女組織起來抵抗,她們表現出絕對的信心,認為她們的聲音很重要,必須被認真對待。面對忽視或低估她們的政治人物和記者,她們會毫不猶豫地走到一起,站穩腳跟,進行反駁。不幸的是,這些婦女中的許多人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威脅不僅來自壓制抗議戰爭或揭露戰爭真相公民的俄羅斯政府。甚至在戰前,俄羅斯女權主義者和活躍在政治上的女性就已經收到了數百名普通俄羅斯人的死亡威脅。即使只是大聲指出性別刻板印像或性別暴力或參與政治,在那些俄羅斯人眼中,這些女性都違反了默認的父權秩序。一些公眾演講者對女權主義者進行了非人化的批評,稱她們為「惡魔」和「禽獸」,或者將她們與納粹進行比較。[5]恐怕早晚從烏克蘭回來的俄羅斯士兵,當他們發現許多俄羅斯婦女並不把他們視為英雄和救世主,而是詛咒他們並稱他們為戰犯時,也會有同樣的態度。這些在基輔州(Kyiv Oblast)犯下真正暴行的人不會容忍這些聲音——他們可能會報復那些揭露真相的人。我不確定那些習慣了暴力並且大多仍對女權主義者懷有敵意的俄羅斯公眾會否對抗這種情況。

譯者:陳怡


[1] https://t.me/femagainstwar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qqe3_NqEg

[3] https://www.jstor.org/stable/40004262?seq=1

[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2747/1060-586X.28.2.232

[5] https://simoneweilcenter.org/publications/2021/3/14/an-introduction-to-bogomolovs-manifesto-the-rape-of-europ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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