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抗爭的教訓

撰文：Zi-yuet

原文見流傘

第二篇烈火燃燒後：抵抗「攬炒」

2019年，我還是一名中學生。錯過2014年雨傘運動的遺憾，令我更渴望為在電視上和街頭看到的抗爭作出貢獻。7月21日晚，當黑衣人襲擊返回元朗地鐵站的示威者和乘客時，我在上環，而勇武派正準備塗鴉中聯辦總部的國徽。當警察開始向干諾道推進時，大部分的和理非（註1）後勤和我一樣，在一群前線的帶領下，向中環和金鐘撤退。他們宣稱，一旦武鬥起來，我們就會成為累贅。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不想成為累贅，而是盡可能為運動做出貢獻。

肯定有成千上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樣的渴望和隨之而來的挫敗感——他們有為鬥爭「出一分力」的衝動，但無法與其他志同道合的香港人聯合起來，或者是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對如何主動參與這樣的抗爭缺乏認識。

抗爭至今，三年過去了，為了紀念那些被暴力摧殘、被捕或被迫流放者的犧牲，我們不僅要批判性地評估他們在起義中的勝利，還要反思他們對鬥爭該如何發展的想像（抗爭該如何發展才能繼續）快速隕落的原因。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後來的繼承者留下抗爭的種子。

《國安法》如野火般蔓延，撕裂了香港獨立公民社會和勞工運動，令抗爭中發展起來的鬥爭方法已變得過時。但正如香港職工會聯盟（簡稱職工盟）執行委員會在解散前夕所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攬炒主義」是在2019年抗爭的背景下出現的。到2022年，這摧毀香港的威脅究竟意味著什麼？在一個被壓抑燒焦的荒蕪之地，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在灰燼中篩濾，我們能學到什麼教訓？我們如何重建和繼續鬥爭？

工會作為策略：「三罷」和選舉陣線

2019年，激進的前線抗爭者不僅專注於抵抗警察的暴行，他們也意識到擾亂城市日常運作中不可或缺的物流和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以此作為對政府進一步施壓的手段。

呼籲「三罷」行動，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將總罷工的概念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儘管2019年8月5日的行動只維持了一天，卻將總罷工的策略引入了香港人的集體意識。隨後，人們開始在各自工作領域組織新工會，目的是進一步發動針對政府的總罷工。

隨著工會運動的持續，另一個目標也浮上了檯面：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捕獲勞工界功能界別的選票。已向政府正式註冊的工會有資格在香港立法會的90名議員中投票選出屬於勞工界功能界別的三名代表。由勞工界功能界別選出的60名代表也參與了由1,500名成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註2），該委員會負責選舉香港行政長官。

雖然這些代表不是由個別工會成員直接選舉產生，而是由工會作為一個法人團體直接選舉產生，但同情民主運動的成員組成的新工會大規模的註冊被視為一種潛在的「博弈」方式，以對抗原本就不民主和無法參與的行政長官選舉。

這兩種實現政治變革的方法曾經是2019年起義的「工會陣線」的目標——獲得足夠的動員力量來發起總罷工和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站穩腳跟——現在都被《國安法》和北京實施的2021年「選舉改革」打沉了。

然而，這兩種以工會為基礎的政治鬥爭方法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工會組織變得無關緊要。相反，從中吸取的教訓是，組織工會不應僅僅被視為實現政治目標的權宜之計，而是其目的本身——最終目標是賦予個人權力。這可以通過組織、工會或其他方式來實現，這些組織、工會或其他機構允許成員確定自己的行動方針，並通過參與性和民主的決策過程行使集體權力。2020年醫管局員工陣線成功罷工證明了這一點。

全體投票的民主決策：醫護人員罷工

工會只能通過團結其成員的力量做出可信的威脅來對抗剝削性的權威：正視我們的訴求，否則我們就罷工。這種威脅只有在工會的基層成員願意堅持下去並在此過程中承受生計威脅的風險才是可信的。工會領導層要求工人將生計押在他們沒有利益或發言權的鬥爭上的命令並不容易令人接受。相反，如果工人們決心自己採取行動，那麼對罷工的支持就會強很多倍。

如果沒有一個包容和民主的決策過程，讓普通成員參與其組織的鬥爭過程和發展，那麼要求他們做出任何犧牲都會被視為不合理和沒有說服力的，這不足為奇。

工聯會呼籲在2019年6月中旬（起義的初始）舉行總罷工以抗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但大多數香港僱員都沒有理會。半年後，醫管局員工陣線的7,000名醫務人員舉行為期五天的罷工，要求政府關閉與中國大陸的邊境來往，以應對新出現的新冠疫情。

經過公開和包容性的審議程序和全工會的公投之後，絕大多數人支持罷工，於是工會便決定了罷工。在疫情惡化的情況下，加上政府滿足了他們的部分要求後，工會隨後透過投票決定停止延長罷工。

醫管局員工陣線的行動是在當時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並非是針對整個香港工人階級的總罷工的回應，因為該總罷工的含糊呼籲對任何人都沒有特別的吸引力（註3）。這是在疫情下受影響的特定領域員工，即公立醫管局員工針對疫情的直接回應。

醫管局員工陣線的罷工也集中在一個明確的目標上——關閉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邊境口岸。罷工行動的理由和目標的明確性使工會成員團結起來，並激勵他們積極參與自我組織。最終超過十分之一的管理局員工參與罷工，這是過去十年中最強大的罷工行動。醫管局員工對工會行動的大力支持和參與，以及工會成功設立罷工基金，意味著政府隨後的秋後算賬——政府根據員工參與罷工的天數扣除薪酬。（註4）

組織彈性需要參與式的民主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和職工盟的消亡（註5）凸顯了組織的參與性民主對其在面對鎮壓時的抵抗力的重要性。

在過去幾十年中，這些組織已經變得官僚化，運作上更像是在現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內優先提供服務和政治宣傳的非政府組織，因而犧牲了普通民眾的參與和被賦權。正如職工盟前組織者兼副主席鄧建華（2019年起義中被捕後被判入獄四個月，並於2022 年3月31日再次被拘留）所指出的那樣，這是香港民間社會組織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職工盟和教協未能將自己明確定性為工人組織。

儘管有許多積極的社運份子，其中一些人無論在何時都繼續組織工人爭取他們的權利，但這些組織缺乏一個強大或積極的普通成員群體來參與決定組織在香港民主鬥爭上的方向或角色。

2021年，政權全力反擊。職工盟和教協及其領導人受到親北京媒體的惡毒追擊，呼籲政府對他們進行迫害。工會領導層做出解散決定後，基層成員並沒有強烈反對，他們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維護一個他們一直幾乎沒有任何控制權的組織。

就教協而言，其領導層急於決定是否解散，卻於事無補。教協的領導層推翻了章程中的要求，即須全體成員（95,000名成員）三分之二多數贊成方能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僅邀請了140名代表就解散與否進行投票表決。

我們不能要求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在忽略他們及組織成員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情況下繼續戰鬥。如鄒幸彤和其他社運份子為理念犧牲個人自由去英勇抵抗，是一個必須由他們自身做出的決定。

然而，這些爭取民主和工人權利組織的生存要完全依賴個別領導人的勇氣，反映了他們不夠民主和結構性官僚的問題。事實證明，面對政權的堅決鎮壓，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

在戰略層面上，包括工會在內的公民社會組織容易受到政權的恐嚇和人身攻擊，這反映了深刻的政治矛盾。對於外行來說，將代理權讓給領導者可能比學習克服自我組織和民主程序本身的挑戰更方便，要求也更低。然而，作為社區成員，承擔責任，通過定期和直接參與集體決策過程來實現自決，是民主存在的必要條件。

註釋：

1. 「和理非」表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議者。和理非的反義詞是「勇武」，意思是「勇猛好戰」。
2. 在 2021年「選舉改革」前，選舉委員會有1,200個席位。改革取消了委員會的117個席位，這些席位以前由區議員直接選舉產生。改革還增加了300個新席位，由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其他全中國的全國性組織成員填補。預計這些新選民將堅定地支持北京，進一步稀釋委員會中獨立投票的比例。這些改革對立法會的影響會產生類似的情況——減少直選席位的數量，增加提名或政治任命的親北京選民的數量。
3. 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人們普遍擔心新冠疫情會通過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傳播到香港，因此需要關閉邊境。
4. 截至2022年4月，醫管局員工陣線尚未解散。https://www.facebook.com/HA.EmployAlliance/
5. 教協領導層於2021年8月10日宣布解散，並於9月11日正式解散。香港職工盟於2021年10月3日解散。

翻譯：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