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世界各地的墮胎法和政策:尋求非刑事化(下)

作者:瑪吉·貝雷爾(Marge Berer):英國倫敦國際婦女安全墮胎權運動的國際協調人,1993-2015年在自己創辦的雜誌《生殖健康事務》(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擔任編輯。

轉載自全球化監察matters

原文鏈接:Abortion Law and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譯者按:

這篇2017年的有關世界各地墮胎法和政策的研究顯示,當時的婦女墮胎權益正整體向一個積極的方向發展。短短5年,我們卻看到世界各國(尤其是過去認知的先進國)的嚴重倒退。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歷史性裁決,結束了憲法過去50年對婦女墮胎權的保障,而美國13州早已醞釀多年的「觸發法」(trigger laws)也揭示了極右勢力多年的籌備和積極反撲。

在很多人「恍如隔世」(怎麼一覺醒來人權倒退那麼厲害?!)的驚嘆聲中,譯者認為,重新和歷史性地認識墮胎權益史是重要的。本研究雖然篇幅很長,但其涉獵時空之廣能讓大家更清楚認知墮胎(女性)權益發展和局限的複雜性,值得花時間細讀。當中重要的訊息包括:

一、墮胎權益之路是漫長且艱辛的,但從來不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我們不該放棄,儘管倒退總比前進來得容易和快。

二、維權需要廣泛的支持與配合,絕不是一小撮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三、儘管過程中難免有妥協,但把墮胎罪從法律中全面劃除,才是最理想且最應該努力的終極方向。

四、各國政權都會把婦女的生殖權益當成政治籌碼和用來維護父權對女性的剝削,但女性身體的主人是她們自己。要維護墮胎權,就要拒絕霸權凌駕。

【翻譯】世界各地的墮胎法和政策:尋求非刑事化(上)

法律改革雖緩慢,卻往好的方向發展

2005年,埃塞俄比亞(Ethiopia)放寬了墮胎法。以前,只有在拯救婦女生命或保護其身體健康的情況下才允許墮胎。目前的法律允許在強姦、亂倫或胎兒受損的情況下墮胎,也允許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威脅、有身體或精神殘疾或在身體或精神上沒有準備好生育的未成年人墮胎。28這對撒哈拉以南非洲來說已是開放的法律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其實施程度不為人知。2006年,該國政府根據世衛組織的指導公佈了安全墮胎的國家標準和指導方針,其中允許使用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不管是否使用米非司酮(mifepristone)。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2008年的一項全國性研究估計,當時幾年內有27%的墮胎是合法的,儘管大多數墮胎仍然不安全。

加米拉·阿迪(Jemila Abdi)和穆魯格達(Mulugeta Gebremariam)201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埃塞俄比亞醫療服務人員不提供墮胎服務主要是個人原因、醫療中心不許可或設施無法支持墮胎服務。只有27%的受訪者覺得在提供墮胎服務的地方工作是舒服的。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宗教,但也包括個人價值觀和缺乏培訓。儘管29%的受訪者認為墮胎應該是婦女的選擇,但55%的受訪者不同意。該研究還發現該國缺乏醫療設備和訓練有素的服務人員,以及診所的官僚主義問題。29

即便如此,埃塞俄比亞在過去和現在都做出了重大努力,建造更多的醫療機構和培訓更多的中級墮胎師來改善孕期前三個月內的墮胎服務。 2008至2014年間,醫療機構裡提供的墮胎佔比幾乎翻了一倍。 2014年,幾乎四分之三有可能提供墮胎或墮胎後護理的機構都提供了這些服務,包括全國2,600個公共衛生中心中的67%,1,300個私營或非政府中心裡的80%,以及120個公立醫院中的98%。在所有與墮胎有關的服務中,由中級醫護人員提供的比例從2008年的48%增加到2014年的83%。雖然大量的墮胎仍在醫療機構之外發生,但這一比例正在下降——表明變化是可能的,但需要時間。30

近幾十年來,在拉丁美洲,法律改革、法院裁決和公共衛生準則相結合,改善了婦女獲得安全墮胎的機會。31 這些措施包括允許在懷孕的頭三個月按要求墮胎,如墨西哥城(自2007年起)和烏拉圭(自2012年起)。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和哥斯達黎加,高等法院在解釋特定墮胎理由的合憲性和範圍方面發揮了作用,儘管它們的判決並不總是得到執行。在秘魯等國家,由醫院、聯邦或州政府發布的指導方針管理許可理由墮胎的執行。32正如埃塞俄比亞所顯示的那樣,推行安全墮胎還需要採取其他步驟——培訓墮胎師,確保衛生機構提供合法墮胎,以及告知婦女這些變化正在發生且可以獲得服務——因此是一項巨大的任務。

在沒有法律和政策改革的情況下自行使用藥物墮胎

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儘管30多年來開展了爭取婦女性和生殖權利以及人權的運動,但墮胎法仍有很大限制。因此,當新技術出現,婦女就開始自己動手了。自1980年代末首次發現米索前列醇的墮胎效力以來,有不計其數的婦女(可能有數百萬人)從各種渠道——藥店、網站、黑市——獲得併使用米索前列醇來自我墮胎(這種用於胃潰瘍的藥獲取渠道廣泛)。這種做法從巴西開始,已經蔓延到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此,巴西和埃及等國家已經透過法律法規限制來試圖阻止墮胎藥物的流通,卻仍難以阻擋。

此外,在過去十年中,女權主義團體在至少20個國家設立了安全墮胎信息熱線,衛生專業人員正在通過遠程醫療提供信息和墮胎藥。這些團體包括Women Help Women、Women on Web、safe2choose、澳大利亞的Tabbot基金會和美國的TelAbortion。33

在擁有醫院門診墮胎服務的烏拉圭,「烏拉圭婦女與健康」(Mujer y Salud en Uruguay)的執行主任Lilian Abracinskas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說:「在烏拉圭,我們沒有做墮胎手術的醫生。用藥墮胎是唯一的方法,不可能選擇其他方法——如人工真空吸管。醫療專業人員願意參與術前和術後的工作,但不願參與墮胎。」 34因此,提供墮胎服務已簡化為提供信息、開藥以及在婦女有需要時後續跟進。就是如此簡單(儘管這確實限制了接受吸宮和其他手術方法的機會)。

墮胎法作為政治籌碼以及對付婦女的武器

雖然全球總體趨勢是朝著更進步的法律發展,但一些右翼掌權的國家卻在倒退。智利在1931至1989年間,法律允許以治療為由墮胎,《刑法》中的描述為「在為挽救母親生命或保障母親健康的前提下,可在胎兒成形之前終止懷孕」。推翻阿連德(Allende)政府的獨裁者皮諾切特(Pinochet)在1989年卸任時禁止了墮胎,沒有留下任何法律依據。35直到2016年,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政府在其第二個任期內提出了一項法案,允許基於三種理由合法墮胎——拯救婦女生命,強姦或性虐待過程中受孕,以及胎兒致命畸形的情況。這比1931至1989年間的規定更為狹窄,但法案支持者認為這是當下能夠實現的最好結果。36

在俄羅斯,隨著國家政治首腦的每一次更換,法律也在允許和限制墮胎之間徘徊。斯大林在接替列寧時將墮胎定為非法;1945年後,在整個蘇聯及其東歐和西亞的從屬國,又以廣泛的理由允許墮胎。而在普京時期,則實施了一長串的限制,大大縮減了允許墮胎的理由。 2016年1月,一項旨在「限制墮胎藥品使用」的法案提交到議會。該法案禁止零售,並限制允許批發購買醫療墮胎藥的組織名單。它還禁止私人診所墮胎,並取消國家保險政策為其買單。而且,除非懷孕威脅到婦女的生命,否則不允許將墮胎納入國家醫療服務範圍。「俄羅斯人口與發展協會」組織的強烈公眾抗議迫使當局撤回了該法案;然而,進一步限制的嘗試可能會繼續。37

在一些中歐和東歐國家,由於對共產主義統治的反彈和保守宗教人士日益增長的影響,人們經常試圖破壞寬鬆的墮胎法。波蘭的情況最為糟糕。1993年,原本自由的墮胎法被非常限制的法律所取代,「艱難的生活條件」作為合法墮胎理由被取消,只留下三個理由:經兩名醫生證實孕婦生命或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經檢察官證實的強姦或亂倫案件;以及經兩名醫生證實的產前檢查表明胎兒受到嚴重和不可逆轉的損害。38儘管2016年波蘭曾試圖禁止所有墮胎,但在婦女團體數月全國行動的努力下(包括2016年10月3日的全國婦女罷工),這項法律得以保存。然而2016年11月,波蘭政府批准了一項法規,為懷有嚴重殘疾或無法生存胎兒的孕婦提供1000歐元的一次性付款,讓她們把小孩生出來——即使是死胎或嬰兒在分娩後不久就會死亡。這套方案包括獲得臨終關懷和醫療服務,心理諮詢,洗禮或祝福和埋葬,以及指派一名「家庭助理」並協調支持。據稱其目的是為了減少以胎兒異常為由的合法墮胎數量。39這一可怕的提案、令人討厭的反墮胎宣傳以及對波蘭醫院施加系統性壓力以停止以醫療為由的墮胎,都體現了當今反墮胎運動的右翼極端主義。這股右翼主義的中心其實在美國,該國對婦女的攻擊也讓人心寒。40

但這並無法阻止婦女們墮胎。

確保有利於婦女的法律和政策得以保存

古巴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第一個改革墮胎法以造福婦女的國家,其法律仍然是獨一無二的。自1965年以來,婦女們可通過國家衛生系統在懷孕10週以內根據要求墮胎。1979年通過的《刑法》規定,只有在未經孕婦同意、不安全或以營利為目的的情況下,墮胎才是非法。41

日本1948年頒布的允許墮胎的法律,最初是基於優生學考量,但實際上是一項自由的法律。根據該法,墮胎成為日本的主要節育方式。1996年政府對墮胎法進行了改革,刪除了所有關於優生學的內容。現在允許墮胎的基礎在於保護健康,這包括了社會經濟原因,以及性犯罪致孕的情況。墮胎在過去和現在都是該國控制生育的主要形式,絕大多數都基於健康保護的考量,幾乎都是在懷孕前三個月內進行。42

近年來在一些國家,墮胎合法化的法律出現在公共衛生法規、法院判決以及關於性和生殖保健的政策和法規中,而不是作為刑法的一部分。烏拉圭2012年的法律是公共衛生立法的一個例子,規定了提供墮胎服務的程序和保健標準。43

2014年12月,盧森堡議會投票決定從《刑法》中刪除懷孕12週以內的墮胎的限制,婦女不再需要證明她因懷孕而「陷入困境」才能墮胎。44法國分別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對1975年的《自願中斷妊娠法》(簡稱Veil Law)進行了改革,以增加墮胎機會和減少障礙。在法國,婦女也不再需要基於「危及狀態」方能墮胎,而只需要提出要求即可。原本提出要求後的七天「考慮期」也取消了。近期已允許助產士提供醫療墮胎服務,而且所有墮胎的費用都可以報銷。45

瑞典的法律是最自由的法律之一,儘管該國墮胎並非完全非刑事化。瑞典的法律在1938年、1946年、1963年、1975年、1995年、2007年和2008年進行過修訂。懷孕18週之內可以根據要求墮胎。18週後,需要得到國家衛生和福利委員會的許可;如果胎兒可以存活,則可能不會批准且不允許上訴。該國法律還規定了誰有權提供墮胎服務以及地點。任何未經授權者提供墮胎服務都可能被判處罰款或監禁一年。墮胎費用由政府補貼。95%的墮胎是在12週之前,18週之後的幾乎沒有。大多數是醫療墮胎。46

在澳洲,每個州和首都地區都有不同的法律,從非常自由到非常限制的都有;有幾個州正在修法。47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認為,將墮胎定為刑事犯罪侵犯了婦女的隱私權,並指出墮胎權應是婦女和醫生之間的決定。然而該法院還認為,美國各州有義務確保孕婦的安全和福祉,以及嬰兒的生命安全。這使得懷孕時間越久就越難墮胎,為各州在施加限制墮胎上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這些限制至今仍在束縛著各州和聯邦法院。

·      頭三個月:除了要求有執照的醫生在醫療安全條件下進行墮胎手術外,州政府不能對墮胎進行監管。

·      四至六個月:如果法規與孕婦健康有合理的關係,州政府可以對墮胎進行干涉。

·      七至九個月:州政府對嬰兒利益的保護大過婦女的隱私權,可以禁止墮胎,除非墮胎是為了拯救母體的生命或健康所需。48

在墮胎問題上,沒有法律限制就是最好的法律。以加拿大為例,1988年以來墮胎就不受限制,而且可以根據要求墮胎,沒有規定必須由誰或在哪裡提供墮胎服務。49儘管在偏遠地區墮胎並不容易,而且加拿大批准米非司酮的速度極其緩慢,50但反對墮胎的運動從未站穩腳跟。沒有法律限制對婦女來說是最好的,這點非常清楚。51

合法化或非刑事化:縮小差距

儘管最近人權機構、政治家和一些女權主義團體呼籲墮胎非刑事化的目標只是取消與墮胎有關的某些理由和條件,但這些呼籲遠比沒有好。因此,在智利、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秘魯這些墮胎受到嚴格法律限制的國家,呼籲「墮胎非刑事化」只包括三到四個理由——保護婦女的生命和健康,胎兒嚴重畸形或有致命危險,以及在強姦或性虐待的情況下。雖然絕大多數墮胎都不是出於這些原因,但在「一切」都不可行的情況下,只有這些理由才有可能通過法律改革讓墮胎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

在非洲,《馬普托議定書》(Maputo Protocol)對已批准該議定書的49個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2016年,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委員會(ACHPR)呼籲在整個非洲實現墮胎非刑事化,其依據正是《馬普托議定書》。該議定書要求各國「在性侵犯、強姦、亂倫以及繼續懷孕會危及母體身心健康或母親或胎兒的生命時」允許安全墮胎。52不僅如此,在2017年1月的非洲領導人安全和合法墮胎峰會(African Leaders’ Summit on Safe and Legal Abortion)上,ACHPR更進一步呼籲將安全、合法的墮胎納入人權中——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肯定超過了《馬普托議定書》的界限。53

歸根結底,實現非刑事化的程度是理想和實際可行之間的選擇,關鍵在於安全墮胎權的倡導者、政治家、醫護專業人員、媒體和公眾將墮胎視為一種真正保健形式的程度。墮胎在幾乎所有國家都仍然受到法律限制,這不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表明大多數社會對墮胎持續存在矛盾和消極情緒,無論那些法律有多老舊或其源頭是什麼。

一些墮胎權利的支持者似乎有一種潛在的恐懼,即如果不在刑法中留下一些東西,「壞事」可能會開始發生。加拿大證明了情況並非如此。誠然,並非所有地方都是加拿大。但是,已經有一些一般刑事法律懲罰錯誤的墮胎行為——例如強迫婦女違背她的意願墮胎,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給她服用醫療墮胎藥,或危險的墮胎程序造成傷害或死亡。這些針對嚴重身體傷害、攻擊或過失殺人的法律,不需要墮胎刑事化也可以適用。

修法以造福婦女

成功修改墮胎法需要多年的努力。倡導者可以修法的機會不多,他們需要在推行修法之前決定他們想要的最終結果,並提出有機會得到實施的建議。一旦錯過了一次機會,可能要等很久才會有下一個機會。

盟友是至關重要的。最重要的盟友是立法人員、醫護專業人員、法律專家、婦女團體和組織、人權團體、計劃生育的支持者——以及無可取代的婦女本身。在所有這些團體中獲得足夠數量的支持是法律改革成功的關鍵;擊敗反對派也一樣,因為反對派可能擁有超過其陣營人數的影響力。

那些不考慮完全去除墮胎法律的人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每一個墮胎法律的依據都可能被自由或狹義地解釋,從而在不同的環境中得到不同的實施,或者根本不可能實施。挑戰在於如何界定哪些墮胎應繼續定義為犯罪行為,以及應給予何種懲罰。即使只有某些墮胎理由被認為是可接受的,在改革現有法律時,仍然存在誰來決定和以什麼為基礎的問題。

措辭對於良好實踐的支持變得至關重要。例如,基於風險的理由是特別棘手的。「風險」的定義本身就很複雜,而且風險的程度也可能是不確定的。婦女的生命、健康或精神健康的風險,以及嚴重胎兒畸形的風險,已經在專業人士中產生了質疑和分歧。正如奧地利支持墮胎團體「婦科門診」(Gynmed Ambulatorium)負責人克里斯蒂安·菲亞拉(Christian Fiala)所指出的:「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判定婦女的生命是否有危險,那就是在她死後。」54

里德·博蘭(Reed Boland)在墮胎的健康理由方面,深入探討了措辭的重要性:

特別是考慮到所涉及的語言和法律傳統的範圍,[健康]指示的措辭在不同國家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有時……必須對健康造成風險。例如,英國的法律……允許在「繼續懷孕的風險比終止懷孕的風險更大、會對孕婦身體或精神健康造成傷害」的情況下墮胎。有時……必須危及健康。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的《刑法》允許在「繼續懷孕……會危及婦女健康」的情況下墮胎。而在一些國家,必須只有因醫療或健康原因才能墮胎。在瓦努阿圖,必須有「好的醫療原因」(good medical reasons);在吉布提,必須有「治療原因」(therapeutic reasons);在巴基斯坦,必須有「必要的治療」(necessary treatment)。這些概念不一定相同。55

立法允許懷孕4-6個月的孕婦墮胎特別困難。許多法律對這個階段的墮胎隻字未提,這就產生了禁止效果。在全球範圍內,這個階段的墮胎估計佔總數的10-15%,但在印度和南非,由於很難獲得墮胎服務,這個階段的墮胎高達25%。在不安全的情況下,孕婦很大部分都會出現並發症且需要住院,也造成了高比例的死亡。因此,法律應該大力保護這個孕期階段的墮胎。然而,社會對這個階段墮胎的不認可程度可能很高,而且孕期越長,法律往往越嚴格,縱使懷孕前三個月的墮胎法很寬鬆。儘管事實如此,維權人士仍然錯誤地認為4-6個月孕期的墮胎可以通過立法來解決。56

每天都有限制性的墮胎法被數以百萬計的婦女和眾多的墮胎服務提供者所違反。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法律限制較少的國家,法律的條文也正在以各種方式擴展,以適應婦女的需求。然而,反對的聲音和拒絕採取行動的頑固態度繼續阻礙著婦女們努力爭取無限制墮胎的需求。

總結

我們應該明確看到,關於墮胎的大量錯綜複雜的法律和限制並沒有任何法律或公共衛生意義。要使墮胎變得安全,方式很簡單,且無從狡辯——就是應婦女們的要求讓她們墮胎,並且使墮胎服務便宜和普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有的法律多數都不符合的,只是在重複各種可能的自我限制。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提供答案或路線圖,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各自必須考慮的普遍條件。本文旨在促使人們進行改革性思考:是否有必要製定任何有關墮胎的刑法?將墮胎視為基本保健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在國家環境堅持某種法律的情況下,倡導者可以起草盡可能簡單、最具支持性的法律,將前三個月孕期的墮胎護理納入初級和社區層面,確保4-6個月孕期的墮胎服務由中級醫護人員參與執行,提高婦女對服務和法律的認識,以普及化為目標,整合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的方法,並解決社會態度問題以減少反對聲音。礙於篇幅,請恕我無法在這裡提出成本和公共與私人服務的問題,但這是值得優先考慮的兩個主要面向。

如果我能做主,所有針對墮胎的刑事制裁都會被取消,墮胎只要在唯一重要的人——孕婦——的要求下便可進行。就像所有的懷孕護理一樣,墮胎護理也會是免費的,而且在懷孕初期就普及化。

加拿大已經證明了,沒有任何刑事法律去限制墮胎是可行且可接受的。瑞典也已經證明,18週後的墮胎可以在非常好的服務下有效進行。世衛組織已經證明,在初級和社區層面,可以由經過培訓的中級墮胎師提供安全且有效的頭三個月孕期的墮胎,並由經過培訓的藥劑師提供醫療墮胎藥。最後,網絡和電話的遠程醫療服務也證明了,不必依靠診所服務也能安全有效地提供醫療墮胎藥。

但是,要實現或接近這些目標,需要一個強大而積極的全國性聯盟,廣泛的支持,以及(在運氣好且認清目標的情況下)不超過100年的社會運動來實現真正的變革。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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