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爬的是不同的山

——香港流亡民主運動筆記

作者:Zi-yuet            2022年7月11日

翻譯:翁螢

原文連結:Climbing different mount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ondon 6.12 rally

我參加了在倫敦國會廣場舉行的6.12三周年集會。發言者包括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中知名人士鄭文傑、劉祖迪、羅冠聰等,還有英國的活躍人士本尼迪·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 和盧克·德·普爾福德 (Luke de Pulford)。我參加集會是為了聽他們演講,並探索以後香港抗爭的路向。

三座不同的山

集會的發言人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作為居住在「自由和民主的英國」的散居港人,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確保2019年的犧牲不會白費?在集會的九位發言者中,就香港的抗爭如何繼續下去的意見,可歸納為三種取向,包括以軍事力量重新征服香港、國際遊說,以及在海外建立香港人的身份和社區。羅冠聰在最後發言時引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格言,對前面的發言者就從中國共產黨手中解放香港的任務所表達的多元方法予以肯定。然而,在我看來,每個發言者都在談論攀登不同的山。事實上,如果這些香港主流民主運動的代表還沒有決定要爬哪座山,那麼運動中的激進左派應該如何介入?香港和海外的民主左派應該爬哪座山?

該活動的影片可在這裡找到。

軍事抗爭

其中三位講者主張軍事抗爭。當中一位在2019年時只有12歲,是勇武前線。與其他知名人士相比,估計大多數集會的參加者並不認識他。

根據他們的說法,2019年起義是2016年的魚蛋革命、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4年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也稱「廣場革命」)的延伸。這些都是針對極權主義政權的激進「反共」起義——前者是中國,後者是俄羅斯。根據這些發言者的說法,擊敗共產主義政權的唯一途徑是通過武裝起義,而2019年起義的失敗是「和理非」(和平抗議者)的錯,他們拒絕支持武力升級來將起義推向更高層次。這引起了包括許多有孩子的家庭在內的聽眾的明顯冷淡反應,儘管他們對這些勇敢的年輕人表示讚賞和欽佩。這一類的最後一位發言者來自香港援助組織 (Hong Kong Aid),他強調香港人需要獲得槍支和軍事訓練,讓香港民族武裝自衛。他說,流亡和散居只是一個過程,其高潮是通過武力奪回香港。他們認為,那些不可避免地在戰鬥中倒下的人,歷史將證明他們的犧牲是一種光榮的行為。

這是少年人的軍事冒險主義,顯然沒有說服群眾,原因應該顯而易見。他們沒有解釋流亡在外的香港人,從一個完全非軍事化的社會移居到這裡,如何能組建一支能夠在維多利亞港登陸的軍隊。發言者並沒有展開論述,如果按照這個敘述的邏輯結論,不禁要問:由革命歸國人員重新奪回的香港如何能夠抵禦必然會出動的「人民解放軍」?這與射擊遊戲中步兵的進攻行動有更多共同點,連布朗基主義這樣連貫的政治哲學都不如。[1] 然而,很明顯,這種情緒已經在散居的港人社區中成為政治話語的主流,特別是在年輕的激進分子中,也許因為他們年輕,不能享受英國政府的BNO簽證計劃,需要尋求政治庇護。又或他們在英國生活的不穩定性和短暫性,無法像其他香港人那樣紮下根來,意味著他們只有一個家——香港,他們覺得現在必須爭取回到這裡。但是,由於缺乏一個連貫的政治框架,他們的激進好戰性只能以軍事冒險主義的無定形形式來表達。

圍爐取暖

先是鄭文傑發言,強調「圍爐」的重要性,接著是主持人和一位代表薩頓藝文社 (Sutton Hong Kong Culture & Arts Society) 的女士的對話,最後是羅冠聰。

他們認為,在流亡的長夜中,薪火相傳和對自由民主的香港的渴望必須保持下去。那些不能積極參加以倫敦為中心的親港示威和集會的散居香港人,仍然可以通過社區藝術和文化活動聯繫起來,例如在附近放映在香港被禁止的電影,遊說讓在香港被禁止的書籍在當地圖書館上架,或者建立和參與面向英國香港人的社區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2]

此外,他們還強調,散居社區不僅要圍爐,還要與他們所居住社區的居民聯繫,讓他們了解香港人的困境和流亡的情況。這背後的道理與2019年期間香港流行文化和消費主義的連儂牆、鼓動性宣傳和抗議主題背後的道理是一樣的,就是喚醒那些仍未意識到香港抗爭重要性的人,以獲得他們的支持。根據這些發言者的說法,散居的港人必須找到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和政治力量的聲音。羅冠聰指出,2019年之後,再也不會有雨傘運動那樣的「大臺」了,但積極活躍的港人仍需一個網絡來促進分工,以便一呼百應。

鄭文傑表示,港人抗爭者以前是香港反對專政的力量,移英後可以作為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參與英國政治和政府。他相信,散居的香港人社區的團結將成為迫使東道國的政治家承認和支持我們抗爭的力量。

我覺得這些演講者所說的大部分內容總體上是值得贊同的,但我也認為香港人並非完全沒有條件地將自己融入英國社會和政治体系。羅傑斯、普爾福德和劉祖迪也表達了與鄭文傑相同的觀點。他們都喜歡用英國國旗和港英旗幟來裝點自己。所以難以期望他們會批評英國政府或政治架構、英國的殖民遺產或今天在英國持續存在的結構和制度性種族主義。

如果移英港人對融入英國社會的普遍理解停留在成為模範少數民族的水平上,着意於在與中國的衝突中成為西方的忠實盟友,不對英國政治進行批評性評論,其政治參與僅限於提醒英國政治家注意「中國威脅」,這將最終導致反動政治在散居者中鞏固。這種政治可能已經在形成了。例如,在英國的香港人社區對保守黨政府的《警察、犯罪、判刑和法院法案》、《移民新計畫》或其新的《權利法案》沒有什麼反應,實際上,這些都是對人權以及民主自由的攻擊。移英港人,作為逃離壓迫和追求自由的難民,應該對這些如《國安法》一樣專制、壓迫和種族主義的法律有強烈的感受和行動。

國際戰線

在《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實施後,打「國際線」的戰士,幾乎完全成為政治抗爭的一個獨立分支。在2019年的起義中,當其他抗爭模式還可能時,「國際戰線」只是社會運動的多個「戰線」之一,其中還包括工會建設、街頭抵抗、政治教育和大規模公民抗命。此外,「國際戰線」的工作今天只能由海外的說客來做,因為根據國安法,主張外國干預香港事務現在會構成「勾結外國勢力」。這樣做的效果是進一步將「國際戰線」的工作與香港當地的政治抗爭隔離。

推動這一路線的發言者之中,羅傑斯的演講並不特別令人難忘,但普爾福德指出,英國政府以《中英聯合聲明》的虛假承諾和拒絕對中國的違反行為進行有意義的報復,背叛了香港人。他說,BNO計劃雖然備受讚賞,但只是一項投降政策,雖然這不是香港人的本性,但我們必須對英國政府沒有採取足夠措施來懲罰中共而感到憤怒。三位推崇這一路線的發言者都說,必須對香港和中國官員實施有針對性的制裁。

第八位發言者劉祖迪將制裁的要求與他的「攬炒」主張聯繫起來,認為那樣就可以打倒共產黨政權,為香港的解放鋪平道路。關於制裁運動,我的(負面)觀點與我之前為《流傘》寫的文章一樣。香港人不應該把爭取外國對香港的制裁作為我們抗爭的首要重點,因為這些制裁不會有效地改變政府的政策;遊說外國政府實施制裁也不會有意義地重建香港人的集體管治能力。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情況,制裁運動是合理的。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取消投資運動和反對以色列帝國主義的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 Sanctions)運動,可以理解為呼籲外國制裁。沒有左派會反對這些呼籲,因為它們不是來自與國內群眾運動隔絕的流亡說客,而是來自已經在當地與他們的政權抗爭的群眾運動。通過削弱政權,外國制裁為群眾運動提供了戰術上的支援,因為群眾運動同時也採取大罷工、佔領公共空間和工作場所等策略進行抗爭,制裁加劇了政權所承受的經濟壓力。

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如針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外國制裁被證明是有效的,也值得我們支持,但這並不是在所有經濟和政治情況下都適用。在最好的情況下,外國制裁可以削弱壓迫性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積極抵抗或起義的力度。然而,它們必須伴隨著其他具體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以確保制裁不會被目標政府簡單地轉嫁給最弱勢群體——這些情況經常出現。

儘管這些發言者認為,絕不能讓遊說外國制裁成為抗爭的全部。唯一可以證明制裁合理的方式是通過為人民在當地已經開展的反對政權的抗爭爭取戰術支持。由於對個別官員的定向制裁除了給其目標帶來不便外,並沒有任何重大影響——林鄭月娥也是這麼說的——這些制裁必須是對整體經濟的全面制裁,才能真正給政權施加壓力。這些制裁會給香港人帶來痛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即是,在香港當地抗争中的社會運動——是唯一能夠合法呼籲制裁的人,也是為什麼他們的同意是至關重要。

此外,必須存在非政府的社會團結網路,以便在制裁落在普通人身上時,減輕首當其衝的痛苦。為了在外國制裁的炙烤下持續抗爭,群眾運動必須自我組織,使其基層能夠通過互相支援而生存。

對今天的香港來說,在當地沒有任何積極抵抗政權的群眾運動具合法性或需要要求外國制裁。在2019年起義的高峰期,這種要求外國制裁的條件是存在的,但現在不存在了。重建群眾運動才是香港人的主要優先事項。為制裁進行遊說是無法替代的。

解構「時代的革命」

劉祖迪還試圖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含義。他將「革命」定義為成功的起義,這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實現。他說,隨著《中英聯合聲明》中「一國兩制」承諾的消亡,未來的方向很明確——香港獨立。劉祖迪認為,一旦革命完成,香港獲得解放,香港人都可以回家,就像以色列人幾千年來從未停止過為返回祖國而進行的抗爭。

然而,當代以色列這國家,是建立在種族隔離和帝國主義制度之上。這個體系結合了種族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軍國主義以及不受約束的國家–資本勾結,以以色列強大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形式,持續對巴勒斯坦的佔領以及對中東鄰國的頻繁軍事干預。

劉祖迪可能沒有想清楚與以色列的類比的全部含義,但這樣的比較在像他這樣的本土主義-高文主義的地方主義者心中具有如此強大的象徵意義並不奇怪,因為這與他們對革命後的香港的設想很吻合。他們的願景是香港人的代議制民主,其前題是系統地排斥和壓制中國大陸的非公民和香港的近34萬外來家庭傭工,這些人將繼續作為被剝奪權利的住家傭工,為了微薄收入而工作。香港的南亞和東南亞人將仍然是二等公民。「在香港宣布獨立後的第二天,香港市民現有的一切生活方式和習慣,將會維持不變。」[3] 這是一場字面意義上的革命,也是典型的中國式的革命: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導致新的皇帝和新的王朝主持同一個權力系統,而他們只是篡奪了統治權和特權。

以紀念作為反抗?

就像今年在倫敦中國大使館前舉行的6.4紀念集會一樣,6.12集會讓我覺得自己在參加教堂的彌撒。演講內容重複了熟悉的內容,表達了同樣可預期的資訊。他們話語激昂,但實質上卻很從容。在每個演講結束時,諸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樣經常重複的口號在演講者和人群中呼喚和回應。最後,一種強烈的道德負罪感通過反覆提醒人們,在香港,我們原來的家,數以千計的抗議者因參與2019年的起義而在監獄中受煎熬。沒有探索政治出路的情感參與,只能留住那些已經皈依的人,即使這樣也有可能阻礙他們政治意識的成長,因為他們對主動性和行動的想像被限制在單純的儀式感中。

這次活動的儀式感與我在2019年之前參加過幾次的香港六四晚會並無二致。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失敗和它所催生的本土主義的增長之後,香港六四晚會被認為是儀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停滯,使年輕的香港人疏遠了民主中國的事業,而這事業一直是老一代溫和的泛民主派的支柱。

香港禁止六四紀念活動,完全重新詮釋了燭光晚會的含義和意義。在警方的嚴密監視和騷擾下,在香港紀念六四已經成為一種積極抵抗政權的行為,是對其歷史修正主義的蔑視。在香港人移居的西方國家舉行的海外六四晚會和其他民主集會,現在有可能成為缺乏政治內容的儀式性活動。讓我們希望,未來在香港以外地區舉行的紀念活動的效果將被重新啟動,以超越反抗的儀式化。

香港抗爭的方向是什麼?

如何才能實現成功的起義?如果2019年是一個革命的時刻,為什麼起義沒有發展成一個全面的革命?事後看來,我們可以說,當時並不存在革命的物質條件。絕大多數香港人沒有政治意識或經驗,甚至沒有考慮過,更不用說有能力為自己奪取權力。劉祖迪有一點是對的,「一國兩制」的死亡為香港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不是在現有政治制度的範圍內追求改革,而是發動一場革命,徹底推翻它。

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時代革命」,那麼在6.12集會所闡述的狹隘方法的範圍內工作是不夠的,因為它們忽略了任何革命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群眾已經成為革命性的群眾。現在,香港任何革命組織的任務是為革命創造物質條件。除了組織起來,這也意味著通過政治教育運動建立起普通香港人的革命意識。這種政治教育必須以對香港抗爭所處環境的清晰和激進的分析為前題。這種分析不能僅僅以民族主義為框架,而是要注意香港的獨特地位。在國內是專制的新自由主義的堡壘,在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是全球資本流動的介面——而中國就是香港的殖民宗主國;如果他們的本地代理人被推翻,他們就會出動解放軍,通過軍事力量維護對香港的主權。

上述思考又帶來一系列問題和疑問。革命的目標是什麼?香港人應該為一個主權和獨立的香港民族國家而戰,以實現自決和民主,還是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我們的革命?這個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內容和價值是什麼?最後:左翼和社會主義者如何介入這場抗爭,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移居地?

我沒有任何具體答案,但至少可以指出一些相關問題,這些問題對於為香港制定任何形式的革命綱領都是至關重要。向香港人傳播這一革命綱領將是政治教育運動的任務。為了理解我們的抗爭目標,我們需要抗衡和解構一些假設,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意義和「香港人」的排他性介定。在今天的香港,在國家安全法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和「地上」的政治抗爭和反抗形式應該取得什麼樣的平衡?最後,大多數香港人對革命後的香港有哪些基本元素可以達成共識?一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被取消,我們的教育系統會是什麼樣子?香港人是否會繼續輸入外籍家庭傭工,以便在他們從事「996」[4] 被極度剝削的工作時,充當他們孩子的替代父母?香港人將如何進行土地改革,以便最終解決人為的住房危機,同時保護香港的城市遺產和鄉郊的剩餘部分?……

注:


[1] 布朗基主義是法國革命家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宣導的一種革命理論。根據布朗基的觀點,成功的革命必須由一小群組織良好的策劃者進行,他們將通過武裝政變奪取對國家機器的控制權。

[2] 社區利益公司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公司(相對於非政府組織或慈善機構而言),旨在作為社會企業運營。成立社區利益公司比慈善機構更容易,但社區利益公司沒有資格享受公司稅收豁免。

[3] 這句話源於香港本土主義者和曾倡議香港獨立的劉頴匡。2016年他首次發表這言論的臉書帖文後來被刪除。關於2019年起義前和起義期間香港本土主義的更深入分析,可以在這裡找到。

[4] 每周工作六天,朝九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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