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燃燒後:春風吹又生

——2019年抗爭的教訓

撰文:Zi-yuet

第一篇烈火燃燒後:花落

第二篇烈火燃燒後:抵抗「攬炒」

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持續打壓意味著我們不能再指望民主派區或立法會議員,因為他們都被監禁、被取消公職或下台,印證了繼續保持「議會陣線」對香港的鬥爭是徒勞的。過去香港普遍認為政治宣傳和行動是專屬職業政治份子的,而立法機構是進行政治鬥爭的適當和主要場所,但議會陣線的瓦解已經使這種觀念失去了合理性。2019年香港民主與勞工運動的經驗指出了一個問題,即在《國家安全法》下,以工會為基礎繼續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是否可行。

政府對反對聲音的嚴厲而徹底的鎮壓,令香港陷入了沉默。兩名女士因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質疑政府的疫情政策而被逮捕並被控煽動罪。一名行人路過公寓發現晾衣架上掛著一面寫有被禁抗議口號的旗幟後報警,男事主因而被逮捕並遭控煽動罪。六名出席鄒幸彤審訊的公眾,為她支持天安門廣場被屠殺受害者的演講鼓掌,因而被逮捕並被控煽動罪。大學生發起了譴責普京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並呼籲國際主義聲援烏克蘭人民的聯署,被親北京的《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而該報抨擊民運人士和團體的社論往往預示著官方的鎮壓行為。這些都是輕微的日常鎮壓事件;政府還發動了對主要異見者和組織的一連串高調攻擊,如《立場新聞》、香港職工盟和47位泛民人士

根據《國家安全法》,工會不能明確支持爭取民主和自決的抗爭,以免招致當局的報復。根據法例,什麼行為是被允許的,什麼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兩者之間的紅線是不確定的,這造成了寒蟬效應,令到異見者不敢發聲。你固然不能要求推翻政府,或要求香港獨立或自決,但你是否可以批評政府的勞工或經濟政策,或香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下的官商勾結?會否有工會成員或領導層有勇氣和意願來測試這條紅線而危及工會的未來和他們的個人自由?

我們可以期望香港同胞有這樣的勇氣,但不能要求每個參與鬥爭的人都有這般英雄氣概,尤其是現在政權仍然急切地試圖消滅公民社會中的每一個異見聲音。

同時,正如教協和職工盟的消亡所顯示的那樣,香港人不能再指望依靠非政府組織作為服務提供者,或者依靠個別社運份子的自我剝削和犧牲。相反,我們必須通過參與鬥爭來增強自己的能力,自我組織集體和獨立行動,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命令或指示,或由別人來為我們做。

組織勞工是民主的實踐

即使工會(包括那些在2019年工會浪潮中成立的新工會)被迫從「民主」撤退,只從事 「民生」議題,它們仍然是參與政治工作的政治化機構。雇主和僱員之間不平等的權力動態源於政治和經濟因素。在香港,這些因素包括未能保護工人權利的不完善勞動法,工會缺乏集體談判力量,以及普遍缺乏對希望向其雇主採取工業行動的工人的法律保護。香港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動搖對香港新自由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制度的管理,只要這個制度仍然存在,勞資糾紛就會繼續出現,這是資本主義固有的功能障礙的症狀。

現在勞工組織的重要性在於培養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和能力,無論何時何地出現勞資糾紛,都能採取集體直接行動。職工盟解散後,只有工人自己組織起來,才有能力將香港的勞工運動重建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像2021年11月Foodpanda的成功罷工,這樣的小規模工業行動,是香港人練習如何與志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動員他們為一個短期的共同目標開展運動,溝通並參與集體決策以確保協調和合作,並鼓起勇氣為更大的利益而奮鬥。最重要的是,這些都是讓每個人成為組織者、召集人和領導者的機會。職工盟或區議員不再能夠代表我們,我們必須學會主動出擊,爭取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權。

這篇《立場新聞2文章中一位引人注目的Foodpanda外賣員的發言特別具有啟示意義:「大家都明白2019年係一個幾重要轉捩點,例如我以前完全無呢啲經驗,係正正常常溫室中長大嘅小孩子,架都無打過幾次」,而「以前減人工,可能會逆來順受,但自從2019年之後,大家認知多咗種方法去反抗」。

這位外賣員還注意到,警察雖然出席了罷工,但並沒有進行干預,可能是因為罷工似乎沒有明顯的政治動機。這意味著,罷工的組織工人將被迫陷入不利的境地,即使他們的剝削明顯源於政治原因,也不得不將不滿表現為生計問題,以避免引起當局的關注。短期內,為了避免有組織者被控煽動罪,看來不可能再出現像醫管局員工陣線那樣向政府提出政治要求的罷工。

儘管如此,勞工組織(大罷工作為開啟民眾鬥爭最有力武器的前提)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工人藉此學會如何自己發動鬥爭。正如醫管局員工陣線和Foodpanda罷工的例子,只有當工人(無論是否加入工會)自己決定如何進行鬥爭時,他們才會願意承擔發動這些鬥爭時承擔的風險和做出的犧牲。直接和參與式民主是勞工鬥爭成功的關鍵,有望成為香港民主的孵化器,同時也可以預見在贏得自由和自決之後,我們的社會可以如何發展。

港人抗爭之「軍校」

當工人們聯合起來抵制經濟剝削時,這些鬥爭,無論多麼小或轉瞬即逝,都是他們意識到自身在集體中所擁有的力量的過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稱這些勞工和資本之間的間歇性衝突(而通常採取的是罷工的形式)「就是勞動者的軍事學校,他們在其中為無法避免的偉大鬥爭做準備……而作為軍事學校,工會是無與倫比的。」

對香港人來說,2019年的起義確定了我們的「偉大鬥爭」是為民主、自決和正義而戰的鬥爭。這次起義使香港人意識到他們有能力組織起來抵抗壓迫和不公正,而現在只能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勞資糾紛中行使這種能力。

即使在這個鬥爭的低潮期,事實是,組織起來抵制不公正的過程只能是一種內在的政治行為。政府認識到公民社會團體為2019年起義提供了組織和動員方面的動力,並立即試圖利用《國家安全法》來壓制這些團體,這怎麼可能不是政治行為?通過參加工會或其他形式的基層組織(特別是重視和實行民主的組織)來反對不公義,不僅是為了抵制剝削性的雇主,而且是為了抵制由新自由主義政府及其資本主義盟友主導,和以壓制性的殖民安全機構為後盾的整個專制政治結構。

以工人身份為基礎組織起來對抗不公的香港人,鬥爭目標應該不僅於為工人爭取更好的報酬、工作條件和公平待遇,而是要賦予工人權力,讓他們自己發動這些鬥爭。我們需要內化這樣的想法:我們既不能依靠外國的制裁或干預,也不能依靠期望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代表我們發動鬥爭的香港社運份子或政治人物。香港的解放只能是屬於我們所有人的共同任務。

目前,香港人應該組織起來,解決經濟領域的不公正問題。通過這些自強的練習,香港人可以積累民主和參與性自我組織的經驗和信心——這些經驗的缺乏阻礙了2019年起義的進一步發展,導致被政府反擊打敗。這些在勞工鬥爭「軍校」中磨練出來的技能,對於香港人未來任何起義的勝利或失敗都是決定性的。

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和「民生」之間存在著絕對的二分法。事實恰恰相反——反對壓迫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是相互交織、不可分割的。正是由於避免政府安全機構的鎮壓之戰術需要,工人們才被迫將他們的不滿主要表現為「民生」問題。

這種低調的做法和親北京和親商界的香港工聯會的欺騙性合作主義不同,而是出於對重振的勞工運動的可持續性以及其參與者安全的務實考慮,因為它必須在國安法的白色恐怖之下運作。這意味著,香港鬥爭的政治部分必須轉入地下,秘密運作——例如,由匿名社運份子組成的小圈子製作文宣,舉辦閉門沙龍,甚至參與直接行動。同時,在經濟鬥爭領域的工作必須繼續,因為從這些鬥爭中香港人才能夠賦予他們的權力。

這的確是對香港的政治鬥爭在國安法時代如何推進此問題上的一個不確定和不滿意的回答,但是這種分析只適用於當下。政府利用新冠疫情來為其最嚴厲的鎮壓措施辯護,最明顯的是嚴格限制公眾集會。一個當代香港電影放映會——包括兩部關於2019年起義的紀錄片《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在警察以違反限聚令為由突擊檢查時被關閉。聲援烏克蘭的單獨抗議活動很快就被成群結隊的警察封鎖起來,與公眾隔開,理由是抗議者有可能吸引觀眾聚集。我們只能希望,一旦疫情最壞情況退去,或者一旦香港政府選擇承認公眾日益增長的「與病毒共存」的需求,並放鬆疫情控制政策後,新的抗爭可能性和機會就會出現。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國安法明確地粉碎了2019年的起義。但是,起義的根源仍然存在:對自由民主價值的信念和為捍衛這些價值而戰鬥的強烈願望。

在國安法時代,香港人必須成為野草。過去田裡的莊稼已經被燒掉了,但下面的野草還在。通過繼續組織起來,民主和抗爭的根基可以得到培育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才是運動的基礎。我們不僅應該鞏固這些根基,還應該尋求在土壤中增殖它們——接觸更多的人,把他們帶入其中,與他們一起互相討論、學習和組織。

沒有人能夠預測下一次重大危機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或者是什麼樣子。在此期間,香港人必須做的是,從2019年的起義中吸取經驗,從基礎上重建我們的運動。香港人已經進入了歷史——不是作為被動的主體,就像我們在回歸期間那樣,而是作為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行動者。當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註釋

  1. 其中一人是鄧建華。
  2. 2021年12月29日,《立場新聞》在被國安警察突擊檢查後關閉,其編輯也被逮捕。《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發表的文章已在collection.news 上全文存檔。

翻譯: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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