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莎白女皇不是香港民主抗爭的朋友

作者:Promise Li

原文連接:(Lausan)Queen Elizabeth was no friend to Hong Kong’s democratic struggle

1970年6月,一群來自香港大學的短暫左翼份子組織,自稱「共和主義學生聯盟」,通過無政府主義出版物《70年代雙週刊》發表了一封嚴厲的公開信,矛頭直指「伊莉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溫莎-蒙巴頓夫人」,也就是女皇伊莉莎白二世。作者反對君主制,認為它「人為地延續了中世紀的特權思想」,並譴責女皇直接參與發動從肯尼亞到塞浦路斯的破壞性軍事行動。更具體地說,它指責女皇維持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認為她僅滿足於香港人「在對他們有重要影響的事情上沒有發言權」。

50多年後,香港人基本上仍然被排除在基本民主權利之外,而且這次是在一個新的主權國家之下。伊莉莎白女皇的去世應該提醒香港人,香港缺乏民主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產物,而不是因為失去殖民政府才沒有民主。伊莉莎白統治下的大英帝國不僅沒有保證和擴大香港的民主權利(直到彭定康在最後一刻才進行了選舉改革),而且還積極地壓制這些權利,有時甚至與北京政府勾結。在香港的民主鬥爭中,沒有懷念殖民地的餘地,特別是北京政府對香港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只是建立在這個城市從殖民地時代繼承下來的制度遺產上。

英國殖民政權在整個殖民期間迫害基層社運人士,無論是否與中國有關聯之人。香港工人在20世紀的罷工遭到了英殖民政府部隊的暴力鎮壓——今天香港政府仍在使用某些殖民地法律來鎮壓反送中運動的抗議者。伊莉莎白女皇不僅是殖民統治的象徵,其威望和形象更直接證明了對香港公民社會中的異議的鎮壓。在1975年女皇備受讚譽的訪港前三年,《70年代雙週刊》和各領域的香港工人和大學生社運份子,剛剛經歷過反美日帝國主義的釣魚島運動,又試圖組織一次大規模的「反英」集會和新聞發布會,以回應伊莉莎白46歲生日的慶祝遊行活動。據《南華早報》報導,他們在遊行的前一天晚上被皇家香港警察鎮壓,11名組織者被逮捕,他們被抓到時手裡拿著寫有「打倒殖民主義」、「打倒殖民政府」和 「長X女皇,把英國人和外國人趕出香港」的手工標語。雖然媒體甚至一些香港居民讚揚了伊莉莎白女王1975年的訪港,但我們不能忘記,是因為英國政府壓制了反殖民主義的異見聲音,才使得這種表演性的姿態得以順利進行。鎮壓手段下公眾看不到異見聲音才會對女皇和殖民政府產生更多的情感認同,反過來又掩蓋了一個更為複雜的遺產。

此外,伊莉莎白女皇的統治與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勢也有明顯的呼應。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願意在伊莉莎白去世後公開悼念她,允許英國領事館開放,讓香港人排長隊弔唁,這與2019年8月31日警察襲擊手無寸鐵的市民後阻礙紀念活動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北京政府近年來發表了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激進言論,但香港政府對這些「帝國主義」的殖民政府卻表現出極大的敬意。殖民政權的大部分警察在回歸後仍然留任,甚至在2020年前一直接受英國政府的軍事訓練。事實上,今天香港警察部隊的許多高層人員——包括李家超本人——過去都曾以香港英國皇家警察的身份接受培訓。自2019年以來,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次對抗議者援引殖民時代的法律來進行鎮壓,而且自那時以來,這些法律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

更直接的是,英國殖民政權在北京政府的壓力下,為了維護香港的金融利益和穩定,積極與北京合作,破壞香港人的自決權,直到回歸前也是如此。雖然英國政府在後期曾考慮通過選舉改革擴大一些香港人的政治自由,但它無意在勞工界為香港人帶來更公平和民主的權利——這是自決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選舉改革成為回歸前幾年政治辯論的決定性議題,但中英政權一致認為,香港人作為勞工的集體權利必須被削減,從而進一步對企業放鬆管制,犧牲了普通香港人的議價能力。回歸後,北京政府順利地建立並擴大了英國對香港公共部門的私有化,並取消了集體談判的權利,而英國殖民政權只是在其長達一個世紀統治的最後幾個月裡,在勞工社運份子的壓力下才接受了集體談判。雖然來自北京的壓力確實影響了英國政府抵制選舉改革的決定,但也是因為殖民政府的無作為,才令到香港人的全面政治和經濟自決權從未被擺上桌面。1987年10月,香港調查處操縱民意調查,人為地使其顯示大多數人反對直選,以配合北京政權的忠實支持者和保守的商業精英集團在回歸後限制選舉權的努力。1989年9月29日,由左翼「四五行動」領導的抗議活動在新華社舉行,殖民警察圍堵並殘酷毆打示威人士,香港總督的一位重要政治顧問後來在一封信中向新華社保證,香港殖民政府「無意讓香港成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顛覆活動基地」。

這些都是伊莉莎白女皇的個人過錯嗎?不是,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有意讓人很難將君主的個人權力和英國殖民統治的系統性弊端分開。此外,女皇是英國在全球殖民剝削中暴力收穫的大筆財富的直接受益者,甚至在她佩戴的珠寶中也明顯反映了這件事。事實上,她的失敗在於她什麼都沒有做:甚至拒絕承認,更不用說推進政策來遏制她的帝國在「去殖民化」時代對殖民地社區的暴力。英國人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來確保香港人的自決權,包括從不受約束的市場放鬆管制和獨裁控制中解放出來。相反,他們阻礙了幾乎所有香港社會運動的嘗試,使他們的民主成果大規模地組織起來並制度化,削弱了香港人幾代人有效組織的能力,使我們今天容易受到新的壓迫力量的影響。因此,女皇不是香港昔日輝煌的象徵,而是提醒我們,導致香港今天政治死亡的原因,英殖民政府和中共政權同樣需要負上責任。這段歷史並不會削減香港今天有一個明確壓迫者——北京政權——的事實。但像《70年代雙週刊》和「四五行動」這樣的團體,他們也堅定地反對中共和中國民族主義,他們向我們表明,殖民政府和中共都不值得信任,香港人的自決權必須成為中心。這為當時支持統一的左派提供了另一種視角,無論面對哪一個政權,他們反對殖民主義的同時也注重加強香港人的基本民主和集體權利。

伴隨著這段為女皇哀悼時期的鎮壓提醒著我們,英國政府會毫不猶豫地傾向其古老的獨裁習慣。上週,愛丁堡的一名婦女因舉著呼籲廢除君主制的標語而被逮捕和指控,而倫敦的一名氣候社運份子因舉著空白標語抗議而受到逮捕威脅。香港人應該對後者感到特別不安,因為在2020年《國家安全法》通過後的第一週內,香港警方曾威脅要對抗議者以同樣的方式進行逮捕。雖然香港人將紀念女皇的活動以及其他空間和場合視為專制主義下秘密抵抗的重要場所是有道理的,但慶祝一個與今天的壓迫性制度有持續關係的殖民主義遺產,對於任何民主鬥爭的概念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說香港人在英國社會中應該有任何學習的方向,那就不應該是君主制,應該是英國幾代社運份子為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壓迫者所做的努力——就像香港人以我們自己的身份所做的那樣。

翻譯: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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