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富士康工人抗爭為何發生？——鴻海、中共、蘋果的官商七宗罪
劉項
2022年10月底，人們在社交網路上發現，大批工人正在逃離鴻海集團位於河南鄭州的巨型富士康工廠。由於該廠發生了疫情，工人被賦紅碼或黃碼，無法乘坐交通工具，只能在曠野和公路上長距離徒步返回家園——這也是此事件最初吸人眼球的原因。
隨著中外專業媒體和公民社會的跟進，輿論的關注在11月初達到高潮——甚至在海外也出現了聲援富士康工人的請願與抗議。但其實此時逃離的工人已經到家，鴻海集團和鄭州政府亦在10月底就開始採取措施“滅火”。例如：鴻海集團在30日發表“四點聲明”；《第一財經》30日報導當地政府向富士康派出駐廠工作組；工廠所在地鄭州航空港區防疫指揮部31日發佈消息要求富士康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由於大眾注視下的鄭州富士康在此階段並沒有新的抗爭曝光，所以富士康事件1.0可謂在十一月初便告一段落。
然而，正當熱點漸漸散去之時，11月22日又突然爆發了事件2.0：工人在廠區內“起義”，員警則用圍毆、高壓水槍和催淚瓦斯來鎮壓。由於事件1.0聚集起來的關注度，事件2.0幾乎是以網路直播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但隨著大量武警部隊的到來和資方答應了抗爭工人的訴求，這次事件也快速得以平息。
這兩起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們是同一場抗爭的不同階段；這場抗爭的發生也不是偶然的，它是疫情期間政權與資本合謀作惡引發的必然結果；這一結果更不是最終的，隨後發生的“白紙運動”針對的也是同樣的惡行。而本文的目的，就是歸納總結這些惡行，為反抗正名。
一、關於奧密克戎毒性的謊言
當下，為了配合解封，中共宣傳機器對奧密克戎的宣傳發生了重大轉變。比如，《人民日報》12月6日報導：“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後以上呼吸道症狀為主，主要表現為嗓子不舒服、咳嗽等。無症狀和輕型大約占了90%以上，普通型（出現肺炎症狀）已經不多，重症（需要高流量氧療或接受無創、有創通氣）的比例更小。”
然而，同一份報紙兩個月前的報導卻強調：“一旦放鬆疫情防控，勢必會在短期內造成大量人群被感染，出現大量重症和死亡病例，造成醫療資源擠兌，讓正常的醫療服務需求得不到解決，形成惡性循環……目前美國有近2400萬成年人患有新冠長期後遺症，其中81%的人在日常活動時存在困難。”
10月和12月的奧密克戎無疑是同一種病毒，那麼10月和12月的《人民日報》就至少有一個在說謊。
如果10月他們在說謊，那這些謊言就是讓富士康工人恐慌逃離的原因之一（擔心自己同核酸測試陽性者關在一起隔離），那些導致工人無法乘坐交通工具只能在寒風中徒步幾十公里的紅碼和黃碼也就是不合理的，將幾十萬人監禁起來的“閉環生產”（富士康於10月13日啟動“閉環生產”）更是毫無必要。
如果他們現在在說謊，那就是不顧十幾億人的健康和生命。不過，根據其他國家的情況，這種可能很小。
鴻海集團所在的臺灣，有實行“閉環生產”麼？有限制工人回家麼？臺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今年6月修改的《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中寫到：“對有發燒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狀之勞工進行管理並留存紀錄，主動鼓勵勞工在家休息；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相關確診規定(就醫或篩檢等)，協助勞工進行後續處置。”雖說鄭州富士康廠無法違背中國政府的防疫政策，但鴻海難道沒有責任向員工科普奧密克戎毒性的真相麼？
蘋果公司所在的美國，有實行“閉環生產”麼？有限制工人回家麼？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2021發佈的《減輕和防止COVID-19在工作場所傳播的指導意見》指出，雇主應“指導任何受感染的工人、與SARS-CoV-2檢測呈陽性的人有過密切接觸的未接種疫苗的工人以及所有有COVID-19症狀的工人不要外出工作，以防止或減少引起COVID-19的病毒傳播的風險。”那麼，蘋果公司有沒有在10月甚至11月向中國政府指出其防疫政策的錯誤呢？它又做了什麼來幫助為其生產手機的鄭州富士康工人回家呢？
如果這個謊言成立，那受害者又何止富士康工人？有多少工廠同樣經歷了“閉環生產”？有多少工人同樣有家難歸？上海的四月封城有必要麼？誰應受到審判去告慰貴州轉運巴士車禍的遇難者？新疆人今年失去的百日自由應怎麼補償？烏魯木齊封控居民樓火災死者的血債應找誰償還……
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忘，也不能因為解封而停止詰問。
二、為利潤剝奪自由
假使奧密克戎真如中共之前宣傳的那樣可怕，鄭州富士康應該採取的措施是停工，讓未感染者回家，消除幾十萬人的聚集。
手機雖然是現代生活的必須品，但生產某一品牌的新手機卻不是必須的——有需要的人完全可以去購買已經生產出來的庫存手機。
即使病毒本身沒有殺死工人，十月鄭州的防疫政策，也確確實實造成了富士康工廠食品、醫療和隔離設施的不足或安排不當。在這種情況下，廠方也應該主動疏散工人。
但是，鴻海有沒有主動在十月疏散減產呢？蘋果有沒有主動聲明不追究鴻海完不成訂單的責任呢？顯然沒有。因為對於它們來說，利潤是最重要的。鴻海擔心不能按時完成訂單會導致蘋果轉移今後的訂單，蘋果擔心錯過了聖誕季會被別家手機品牌搶佔市場，鄭州政府則擔心稅收、出口額和就業率的數字下降。
為了利潤不讓工人離開工廠，要求工人在車間和宿舍之間“兩點一線”，甚至不能提供足夠的食物，這就是現代奴隸制。鴻海和蘋果不能把這一惡行的責任全部推給中共，因為它們可以有別的選擇。
但實施“閉環生產”的顯然不僅僅是鴻海旗下的工廠，禁錮工人的工廠的訂單也不僅僅來自蘋果。所有在疫情期間為了利潤而不顧工人自由被剝奪的企業和品牌，都應該受到譴責，工人也有權追索賠償。
三、製造和利用饑餓
2022年富士康工人的徒步返鄉，讓人想到1942年的河南饑荒——彼時的災民曾在同樣的土地上徒步逃難。到底有沒有工人餓死，目前尚無可靠證據，但饑餓的發生是毋庸置疑的。就在半年前，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市也曾有成千上萬人經歷了饑餓。
幾十萬人的工廠，食物消耗是巨大的。鴻海集團可以指責政府的封鎖政策阻斷了它的物流通道，但不久前上海的例子就應該讓它明白這樣的情況不會是意外。沒有可靠的備用方案，或者在備用方案失效後沒有停工疏散，都是製造饑餓的幫兇。
筆者沒有事件1.0中到底有多少工人逃離的數位，但可以肯定的是，留下的工人更多。這兩種選擇，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在“迫在眉睫的短期饑餓”和“失業後的長期饑餓”之間做選擇。而富士康之所以能在事件1.0之後迅速招到大量工人補充，也恰恰是因為中共的防疫政策造成經濟凋敝，大量青壯年處於失業狀態。所以，不是富士康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是它默默享受了中共意外製造的儲備勞動力紅利。
既然如此，就無人可以指責新招來的工人要求更高的報酬是坐地起價，他們只是拿回自己應得的東西。
四、侵犯工人財物
富士康事件從1.0發展到2.0，之間還有一件惡行不容忽視，就是廠方以消殺為名未經允許把工人放在宿舍的個人財物扔掉、損毀和運走。有些受損工人並未辭職，只是身處隔離之中。有視頻顯示，身穿白色防護服的人士直接把私人物品從宿舍窗戶丟出，墜物在地面堆起兩層樓高。更有員工控訴，丟出的物品中不乏貴重財物。
雖然病毒在人體之外可以存活多久尚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病毒離開宿主一段時間後總會失活。那麼富士康完全可以把這些物品裝入隔離袋並標記房間號，等待一個月後讓員工來認領，就絕無病毒“物傳人”的可能。但鴻海集團無疑不打算為保護員工財物去花費人力、時間和儲存空間。另一方面，想要快速騰出宿舍來容納新招募的工人完成蘋果訂單，恐怕才是如此惡行的主要原因。
2020年深圳富士康發生過一起案件，一名員工因其負責保管的蘋果手機樣機丟失，就被逼得跳樓自殺。此次鄭州丟棄事件中，又有多少件員工財物被富士康弄丟了呢？恐怕誰也無法統計出來。但鴻海和蘋果會為此道歉和賠償麼？
原來資本家宣揚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只是公司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員工的財產可以被公司隨意踐踏！這也就不難理解，事件2.0中部分工人為何會在廠區內打砸洩憤。當國家不能保證正義之時，就不能苛責“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手段。而且，富士康工人只是毀壞了核酸檢測亭、大門和警車等壓迫的象徵，並沒有砸爛資本家最看重的生產線，可見其比後者要文明得多。
疫情三年來，因政府不科學的防疫消殺而損失的公民財物更是不計其數。我們或許也應該像富士康工人一樣，用一場爆發來爭取普遍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五、背棄承諾
事件1.0後，富士康的招工管道發佈了非常優惠的條件：只要11月份滿勤的員工，就能得到1.5萬元獎金，而且補貼也提高到了之前的4倍。但新工人入職後的卻發現：之前說的11月滿勤就有獎金，變成了只有一直幹到2023年3月15日才能拿到獎金；而且如果缺勤超過七天，就不能獲得該筆獎金。
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就是點燃事件2.0的導火索之一。
事後富士康表示，相關問題系因入職流程中的電腦資訊輸入錯誤導致。這種拙劣藉口在筆者看來無疑是資本傲慢，而真相不外乎兩種：要麼是新招來的工人數量多於預期，讓富士康覺得自己有了議價底氣；要麼是它早就準備了陰陽合同，從頭至尾都在欺騙。
在中國，每一個打工者恐怕都體會過資方的狡詐，但富士康在訂單如此緊急之時仍如此操作，到底是過於蔑視工人的力量，還是對利潤的錙銖必較已到病態？
但不管怎樣，工人的怒火給鴻海上了一課。僅僅部分工人沒有組織地“起義”後，資方就舉手投降，表示將按原定條件支付薪酬。
但這樣的自發“起義”不可能在資方每次欺騙、威脅或打壓之時都能夠出現；而在比富士康小得多的工作場所，即使“起義”也不一定能得到關注。所以，中國工人必須爭取合法的組織權，建立起真正由工人掌握、為工人發聲、讓資方遵守承諾的工會。
六、暴力傷害
在事件2.0中，警方的鎮壓令人髮指。有視頻顯示，落單工人甚至遭到私刑式圍毆。面對這樣的不合理使用暴力，工人也開始拿起棍棒、磚頭甚至滅火器反擊。
我們不知道，10月22日的暴力鎮壓是政府主動發起的，還是富士康的要求。但無論是鴻海還是蘋果，都沒有對受到暴力傷害的工人公開道歉。自稱“中國工人先鋒隊”的中共也沒有出面解釋為何員警會對工人大打出手，反而是在連夜從外地調來更多武警部隊。
很清楚，對富士康事件的武力鎮壓展現了中國官商勾的例證。意識到這點的工人也在現場怒駡共產黨。雖然這種意識在參與事件的全部工人當中還是少數且超前的，但卻指出了鬥爭的方向：抗爭的對象不是個別企業，而是整個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獨裁制度。而在不久之後的“白紙運動”中，也出現了直指中共的怒吼。
雖然工人沒有可以與國家鎮壓機器抗衡的武力，但他們卻有另一種令中共生畏的力量——停止工作，停止為資本和國家生產利潤。如果財源斷絕，那中共麾下的打手也會停止效力，甚至調轉槍口——之前耀武揚威的“白衛兵”現在走上街頭討薪就是例子。
七、沉默的幫兇
這次富士康事件中，處於輿論風口浪尖上一直是鴻海和中共，而在產業鏈中獲利最多的蘋果公司應承擔什麼責任，卻少有人過問。而蘋果本身，也奉行“悶聲發大財”，從不輕易做出評論。
或許蘋果擔心，它的任何介入——譴責、調查或補償——都會招致中共記恨，繼而丟失巨大的中國市場。
但另一方面，蘋果的不表態是否也意味著其在暗地裡給過富士康壓力，要求後者按時完成訂單，並間接導致了不顧工人死活的“閉環生產”要持續運行？
蘋果是世界上最賺錢的企業之一（2021年排第一，2022年排第二），其主打手機和互聯網業務，也就意味著它的利潤來自於數以億計的普羅大眾；同時，蘋果又掌握著很多人類智慧結晶的尖端科技。那麼，蘋果的責任天然地應該超越其股東大會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所界定的範圍。
西方有句諺語：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蘋果完全有能力去查出富士康事件中種種不明之處，有能力去讓更多人關注幾十萬工人的悲慘遭遇，有能力去影響其供應商甚至中國政府的行為，也有能力去幫助工人討回公道。但它選擇了沉默和逃避責任，這無疑也是一種罪行。
10月的四通橋事件發生後，蘋果公司也應中共要求關閉了中國用戶的airdrop功能——因為有民眾用此功能傳播彭載舟的抗議標語且難以追查。這次事件的表現，說明蘋果不但自己對不公保持沉默，還要捂住其用戶的嘴巴。 但筆者相信，如果我們每一個人，作為消費者、用戶、員工和社區的一分子，都不再沉默，而是出來反對不公與壓榨，來給這些大企業施壓，那終將會令它們放棄繼續做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