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文章來自https://newsletter2.laborinfocn.com/spec05/，特此鳴謝原作者的辛勤。

2022年，在疫情封控清零政策和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白領和藍領勞動者的處境正在加速惡化。一方面，建築、住宿餐飲、加工出口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是重災區，疫情下湧現大量的失業裁員；另一方面，陷入危機的勞動者持續缺乏來自政府紓困支持，而勞工機構多年來亦被打壓殆盡。這一年，十大勞動事件關鍵字——閉環、封條、清退、露宿、熱射病、裁員、失業、停運、墜亡、火災——刻畫了這充滿危機和壓迫的一年。

然而，這一年中我們同樣發現，面對壓迫許多工人不再選擇沉默與忍耐：拿起鐵棍反擊暴力員警的富士康工人、罷工集會的貨拉拉司機、衝破封控圍牆的城中村工人等等。這些行動在社交媒體中廣為傳播，展現出工人們的勇敢與團結抗爭的力量，也有部分行動爭取到了實質的成果。此外，勞動者的反抗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基層藍領工人，白領、醫療從業者/醫學生等群體也加入到維權行動當中。

農曆新春之際，本期小報年度特刊整理了2022年發生的六大工人集體行動。我們希望這些勞動者的行動記錄能夠同他們的困境和壓迫一起被記住——工人並非甘受壓迫，日常反抗如影隨形。更重要的是，工人毫無畏懼的行動無時無刻都在彰顯他們是社會反抗的革命性力量，在啟發更廣泛民眾的團結抗爭，在向壓迫者說不。長期遭遇的抗爭失敗不是對工人力量的否認，而是社會解放的不斷實踐和學習過程。

1. 年末討薪行動

【概述】2022年底到2023年初各地爆發的討薪抗議行動仍然以建築業工人為主。儘管過去一年，政府部門開始全面實行”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制度“，部分地區（例如重慶）也開始試點取消勞務分包，但這些政策看起來並未成功減少建築工人工資拖欠的糾紛。反而是各地的行動更加激烈。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分析，2022年全年工人個類型的維權行動中有47.67%發生在建築行業。而2023年初以來記錄到的56起討薪集體行動中，超過六成為建築業工人發起（37起）。建築工人的抗議對象包括大型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地方政府、事業單位，他們採取拉橫幅靜坐遊行、堵門、甚至爬上高樓以跳樓相逼等維權策略，要求老闆或工頭出面歸還工資，也有的工人訴求政府介入。以下是其中一些行動：

除了建築工人外，今年製造業工人的討薪行動也非常激烈。重慶中元、杭州奧泰和艾康等生物技術工廠背棄招工時的承諾、刪減補貼並大規模裁員，導致成千上萬名工人發起維權抗議，這些行動將在後文詳細討論。

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是，公共服務業的基層工人們也發動了多個罷工、討薪的行動，包括鄭州大學的後勤工人、鹽城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護等。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各地環衛工人的討薪維權行動，僅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今年初短短17天內就已經有天津市、河南鄭州、福建福州、河南焦作、河北永年等至少五個地方的環衛工爆發討薪維權（來源），工人被拖欠的工資少則3-4個月，多則超過半年。

【工勞評論】年年欠薪年年討，年年討薪年年欠。上圖為近幾年一月初討薪行動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到，2023年初討薪行動不僅在總數上是疫情以來的高峰，同時大規模集體維權的比例也激增。今年截至目前已經有7起上百人參與的討薪行動。

欠薪的問題一如過去數十年，沒有被真正解決過。欠薪問題的根源因行業、具體工種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不同討薪行動背後都或多或少地與勞動彈性化/靈活用工趨勢有關。建築工程是最常濫用勞務分包的行業，層層分包、大小工頭的僱傭結構令勞動者更易於被壓榨和更難維權，在遇到問題時開發商可以更容易擺脫責任。此外，近年來各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窘，也讓公共服務的分包更為流行——環衛行業的大量外包/勞務派遣化便是如此。靈活用工僱傭體制的大量濫用和蔓延對工人的直接影響是，工人更加原子化、更分裂，在面對雜亂的僱傭結構，維權行動中工人更難以團結。

但即使被分化，工人的討薪行動也從未消匿，反而因今年來勞動處境的加劇惡化更加激烈。這兩年，工人們開始在抖音、快手等平台發佈自身討薪行動的視頻，吸引社會輿論關注。這些新的行動傳播模式，成功地讓欠薪議題”出圈”，不僅為其他行業的勞動者所知曉模仿，也可能形成輿論壓力倒逼地方政府或老闆出面解決問題。雖然不同的討薪行動彼此區隔和原子化，但是這些行動正在借助網路社交平台”串聯”發酵，相互學習和產生連結。

2. 重慶、杭州抗原工廠的抗議潮

【概述】2023年1月7日，成百上千的工人聚集在重慶中元匯吉藥廠遊行抗議，並一度與警方發生衝突。工人不滿藥廠與派遣公司突然解聘並取消了之前承諾過的補貼。原本，打卡上班不低於50天（另一說是26天）的工人，可以獲得3000元全勤獎，加上長時間加班累積的工資，每月總共可以獲得一萬元以上的收入。但1月3日開始，公司就在沒有商議的前提下突然解聘工人。這意味著工人們只能拿到小時工資，原本公司正式開出的工資是40多塊一個小時，但仲介抽走一半，留給工人的只有20塊每小時。這種違背承諾的做法再加上工廠管理人員日常對於工人的辱駡，引燃了工人們的怒火。根據現場工人的說法，參與抗議的工人最高時接近一萬人，幾乎是全廠所有非正式工的人數。

與此同時，1月5日，位於杭州的艾康生物技術公司的工人也展開了維權行動；1月9日，同樣在杭州的奧泰生物工人也開始聚集抗議。兩家公司工人的處境與重慶中元匯吉工人的是相似的。工廠試圖通過在嚴格防疫政策下生產抗原試劑大賺一筆，於是以高工資和高留任補貼將工人騙過來，但僅僅1個月後因為疫情政策調整，市場需求驟減而強制清退工人。這三家工廠內的工人維權都較為激烈：工人們毆打勞務仲介，與員警發生肢體衝突。甚至，杭州奧泰的工人走出廠區、遊行前往市政府逼迫老闆出面談判。後續，工人們雖然並未拿到原本承諾的全部補貼，但仍然獲得一定的賠償金。其中，重慶中元匯吉的勞務仲介將工資提高到28元每小時，並額外給予2000元返費；杭州艾康工人獲得每人3000元的賠償；奧泰工人獲得賠償較少，每人僅有500元。

【工勞評論】返費，雖以激勵的名義存在，但本質上是工廠透過勞務仲介或派遣公司給予工人的勞動報酬。近年來，大型工廠普遍使用勞務派遣、外包等方式招募工人，用於應付訂單旺季的緊急用工需求，但不提供勞動保障。公司通過勞務派遣的方式規避雇主責任，進一步降低勞動成本。因此，為了吸引臨時工進廠，工廠聯合仲介常以高額返費或補貼來招募工人。很多時候，這些高額返費的承諾都是空頭支票——當工人快要達成返費條件時經常會被調去更困難的崗位或者被找理由開除，導致實際收入打折扣。重慶與杭州抗原工廠維權的背後正是勞務派遣外包的結構性問題。

但這三起維權抗議也是特別的。過去，富士康等公司也有工人為返費發起集體維權，但那些行動大多是平和的，工人和員警大多時候比較克制，很少見直接肢體衝突。當今年所記錄到的工人抗爭都相對激烈：11月中旬廣州城中村工人推倒封控圍牆，11月下旬鄭州富士康工人在廠區用鐵棍反擊員警，以及新年後的抗原工廠工人直接毆打勞務仲介、發起遊行走入市區。激烈的行動反映的是勞資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激化以及工人維權的激進化。在重慶中元匯吉這樣的大型工廠，工人們大多是隸屬不同的派遣公司，卻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組織在一起，爭取共同目標。我們不清楚工人是如何做到的，但值得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學習。

3.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與鬥爭

【概述】2022年10月起，新冠疫情在富士康鄭州廠區內傳播蔓延，工廠管理混亂、基本生活物資匱乏，導致廠內眾多工友感染、挨餓且還要帶病上班，各種惡性狀況層出不窮：有密切接觸史的工人被強迫上班；放任不管混陽人員；確診的工人沒有藥物和診治；被隔離人員的日常飲食/需要缺乏保障；宿舍區的垃圾無人處理等等。在10月底，許多工人被迫選擇翻牆逃離工廠，徒步數十里返鄉。

11月，富士康為了應對蘋果的出貨需求，增大產能，緩解“用工荒”問題，提出高額工資和補貼吸引工人，光是全勤獎金就承諾可拿15000多元。然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鄭州富士康於11月22日再次爆發衝突。原來，11月之後富士康繼續一心追求訂單，並未修補之前的防疫、後勤管理問題。更重要的是，富士康公司試圖提高獎金領取門檻，不僅將在職時間延長至明年3月及5月，更要求工人缺勤不得超過60小時。條款被任意更改後，意味著工人只要被隔離即無法拿到之前宣傳的獎金額度，無異於詐騙。這一變動迅速激起工人怒火。

22日晚，工人們開始在富士康園區內抗議示威。網路傳播視頻顯示，成百上千工人高喊“維權”、“討薪”以及要求回家，並與一群身穿白色防護服、手持盾牌和棍棒的員警發生衝突。一些工人拆除圍欄或拿起周邊的磚頭、木棍向員警隊伍砸去，特警到場後用高壓水槍和催淚瓦斯鎮壓驅趕抗議工人。

23日，多段網路視頻中顯示有工人被身穿防護服的人員持棍毆打，還有工人被擔架抬走。事後，並沒有任何關於工人受傷和被抓捕的官方公告，但根據工友的說法，當天有大量的工人被員警毆打和抓捕。11月24日鄭州富士康為出現薪酬待遇不一致的“技術錯誤”公開道歉，保證實際薪酬會與招聘海報一致，如果新聘員工想要返鄉可支付1萬元補償。後續也有富士康工人表示，廠方曾內部發佈緊急通知，如果員工留下來工作到過年可掙2萬元，但大部分員工還是選擇離開。

【工勞評論】在鄭州富士康的工人行動中，為什麼工人選擇激烈的抗爭方式？工人行動的背後，可能有兩個視角需要去重點分析，其一是地方政府在鄭州富士康勞動體制中的角色。其二是富士康內部森嚴的等級制度與對臨時工的排除。

富士康被鄭州視為支柱產業，園區直接提供了20-30萬工作崗位，並帶動了周邊的外貿和物流行業。因此，在疫情擴散、已經發生廠內感染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僅允許富士康不停工繼續生產，甚至還協助富士康招工。本應保障工人職場健康權的政府部門，卻反而將工人往混亂危險的地方送。後續衝突爆發時，警方也明顯站在富士康一方，打傷抗議維權的工人。地方政府這種明顯維護資方的態度很可能是工人行動激進化的一個因素。

2010年，富士康跳樓事件後有不少針對工廠內部的調查報告發佈。等級制、金字塔形管理結構是其中的重點。目前，富士康的管理職位在近年的新增下達到近20種，包括線長、組長、課長、專理、副理、經理、處長等等，層級森嚴。而管理壓力也順著這些金字塔結構一層層向下傳導，最終落到基層管理者身上，變成對員工的打罵。這樣的結構本身就會激起底層的怨氣與反抗。但在之前，富士康之所以較少發生成規模的抗議，是因為富士康大多僱傭正式工，員工也有多層的職級劃分，被置入了金字塔之中，相互間有待遇和許可權差別，因此容易被分化（來源）。

不過這一狀態已經在近五年，尤其是今年的抗爭中發生了變化，為了壓低成本和趕訂單，富士康內絕大多數都是緊急招聘的臨時工。這些工人不是正式員工，沒有職級，連金字塔的最底層都算不上。對他們來說，剝削和壓迫最嚴重，分享不到等級制中的任何利益，卻也因此可能具備挑戰權力的共同基礎。

4. 貨拉拉司機全國罷工三日

【概述】2022年11月16日至18日，浙江、福建、廣東、北京、上海、湖北等全國多地的貨拉拉司機發起了集體停止接單的罷工行動，抗議不合理的平台現行規則。工人的訴求包括取消平台會員費和訂單抽成兩者同時扣費的規則、取消特惠順路單、取消多因數訂單等數十條訴求。

其中，深圳和東莞等地司機的罷工響應最為踴躍，大量司機開著貨拉拉車包圍各地總部，提出多達16條針對平台不公規則的具體訴求要求公司給予回應。傳聞，溫州、佛山等地的平台經理口頭答應了司機們的訴求。但後續據貨拉拉司機所說，平台規則雖有小幅改善，但並沒有根本上達成司機們的訴求。此外，司機抗議期間交通部門再度約談了貨拉拉等平台。這已是貨拉拉2022年第五次因“損害貨車司機合法權益”等問題被約談。

【工勞評論】貨拉拉司機大規模罷工的行動背後，是平台長期以來通過演算法、平台條款等壓榨司機的結果。2021年12月，貨拉拉修改了會員制，增加了會員費用。不辦會員的司機能接到的訂單更少，而即使辦了會員的司機除了會員費用還需要交5%-15%不等的資訊費（即抽成）。2022年下半年，平台又推出了“特惠順路單”和“多因素訂單”等規則，新規則導致司機們的訂單收入明顯下降。平台為了增加競爭力頻出花招，試圖以低價競爭來吸引消費者，而為此買單的一直都是司機。黑貓投訴官網上20000多條關於貨拉拉的評價中，絕大多數是司機們對平台的控訴，如“惡意扣行為分”、“不退押金”等。

如何理解平台與司機的關係，可能是理解貨拉拉司機們的罷工行動的關鍵。在沒有貨拉拉等平台的時代，司機們是靠著人脈、個人的談判手段與經驗等等來爭取到訂單和更高的運價。這種情況下，司機雖然可能花時間經營與貨主的關係，培養與其他司機間的默契，但總體來說司機在訂單的媒合、議價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權力。而貨拉拉等平台的介入則“扮演”起了協力廠商，它將訂單媒合的過程商品化，並企圖以低價策略壟斷市場。這樣的關係裡，司機更像是平台所要販賣的商品，而貨主才是它的顧客。

早在2018年，貨拉拉司機們就曾發起罷工遊行抗議平台霸王條款；2019年司機圍堵貨拉拉總部抗議調價。本次抗議，貨拉拉司機集體地將矛頭指向共同的敵人——貨運平台，並提出相似性很強的具體訴求。這些訴求所期待的，是貨拉拉扮演一個正常的、公正的平台，但這也在根本上與貨拉拉的商品化模式相抵觸。而類似的平台也正在以共用經濟等美名侵入社會各領域，外賣平台、共用用工平台、網約車等等，背後的問題都是相似的。因此，司機們鬥爭的並不只是貨運行業的問題，值得更多人的關注。

5. 廣州城中村務工者為生存“沖卡”

【概述】2022年10月下旬廣州疫情加重，約九成感染者出現在海珠區，多數集中於康樂村、鷺江片區的城中村。此處是廣州最大、最密集的兩個城中村片區。其中康樂村背靠全國最大的紡織品交易市場“中大布匹市場”，約一平方公里的面積，居住了超十萬人口，大多是服裝產業工人。

城中村工人在封控期間遇到的問題主要包括：核酸檢測無法覆蓋全員、陽性轉運過程漫長、村中缺少食物、生活用品和藥物的供應等。11月5日開始，住戶們開始頻繁聚集衝擊、破壞圍欄和關卡（被稱為“衝卡”），試圖突破封控。規模較大的衝卡發生在當月13日和15日，數百名住戶上街抗議。警方前來維持秩序時與示威者發生衝突，並出用高壓水槍進行驅散。11月29日，海珠區後滘再次出現民眾抗議，起因是該地的網格化管理限制人員移動，當地工廠/作坊需人力運出貨物，並且要向社區支付高額費用。

【工勞評論】基層政府在執行防疫政策時是不公平的，基層的打工者持續被忽視、犧牲。海珠區一直以來就生活著大量外來務工人員，他們是當地工業的支柱，但在嚴苛封控後，卻因外地戶籍在生活物資等支持方面遭遇嚴重歧視和匱乏。這些行動雖然只是簡單的“推倒”物理阻攔，卻同時也是最有效的反抗方式。因應民眾的憤怒，11月30日，廣州多區解除臨時管控，先於”新十條”發佈。我們難以去揣度官方在防疫政策的暫態調整的驅動力，但顯然城中村社區的勞動者反抗是對掌權者罔顧民生訴求的一種警告。

在海珠城中村工人的行動的同時，主流輿論充滿對於工人們基於地域、身份的污名——認為是外地人在破壞廣州、搗亂、活該。這樣的說法充滿偏見與歧視，但也同時反映了城中村工人們處境的特殊之處。他們雖然是勞動、生產者，也可能是一些小作坊的廠主，但無法擁有本地城中村的產權。一旦發生變動，地主選擇退還押金、租金，清理掉機器設備，工人們就會失去所有。工人們的反抗也許不只是對於封控措施的控訴，也包含著對於城市內種種排除、分化政策的控訴。

6. 醫學生訴求“同工同酬”

【概述】2022年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條”發佈，防疫政策急轉彎。隨後，新冠感染飆升，公共衛生的壓力直接導向了各地醫院。幾天之內大量患者湧入醫院，醫護感染數也驟增。面對人力缺乏，多個醫院要求醫學專業性碩士規培生（專碩規培生）繼續上班，有的還以規培證作為要脅。但是，儘管專碩生須承擔常規的醫療任務，但是醫院普遍沒有為專碩生提供同等工資報酬，僅有國家發放的數百至數千不等的微薄獎學金。甚至，還有醫院不為參與臨床工作的專碩生提供防疫保護，連N95口罩都只提供給正式醫生。

12月10日開始，重慶醫科大學學生聚集校門要求返鄉，要求保障專碩生返崗安全。後續的一周內，全國十多所醫院的專碩生在校內或醫院以集會遊行抗議，包括四川華西醫學院，江蘇省人民醫院等。大部分行動的訴求為“應返盡返，同工同酬”——規培生們要求醫院領導要麼讓醫學生放假返鄉，要麼給予合理的工資報酬，不然拒絕繼續在醫院上班。此外，也有一些學校專碩生雖然沒有爆發實體抗議行動，但通過公開信等形式表達了訴求。12月14日凌晨，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部一名專碩規培生，在確診新冠後依然”堅持”在崗位上，因心跳驟停而去世，年僅23歲。

【工勞評論】之前工勞小報有一期特刊專門討論專碩規培生面臨的“假學生、真勞工”處境。專碩規培生被醫院視為學生而沒有正常工資和勞動保障。這些專碩生在從事研究生的學習之外，在醫院中還必須承擔大量醫療工作和基礎雜活累活。更糟糕的是，學校也同樣將教學、指導規培生的任務推給醫院，這導致醫院長期以來既是規培生的老闆，還同時有權決定他們是否可以通過考核（發放規培證）以及畢業成為一名醫生。

規培生面對的是教育學術系統和醫療體制的雙重壓迫，比起一般勞動者的反抗更困難。規培制度實施的七年來，儘管規培生們遭遇了嚴重的不公，遭遇著殘酷剝削，卻幾乎未見有學生敢站出來反抗，只能持續忍耐、熬過規培階段。2022年底，伴隨著新冠導致的醫療危機，醫學生們的新生抗爭所傳遞出來的信號顯得更為重要——”同工同酬”的訴求在指出制度不正義的同時也強調了自己身為勞動者的身份。如今，醫院這樣較封閉保守的系統內都已然爆發勞動者的反抗，整一個社會階級固化的危機逐漸顯現，我們將可預見未來會有更多白領、專業領域的工作者為自己的勞動權益而站出來發聲。

以上是工勞小報編輯團隊對於2022年至2023年初一些較重要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核心回顧。上述的行動梳理難以代表過去一年所有的中國工人行動，它們只是在公開管道中傳播得更廣一些、保留了更多材料可供討論，但仍然有更多不為人所知的工人抗爭缺乏被看見。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繼續通過工勞快訊繼續收錄工人行動和資訊，提高中國工人議題的可見度和關注度。未來的一年，祝願中國工人的抗爭行動”陰魂不散”，期盼草根行動者更勇敢更團結更有力。

新春快樂，與勞動者站在一起！勞動者團結！

本期撰稿：非洲大蝸牛、星星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