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湯若望
翻譯：翁營
陳獨秀在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之前，在1916年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教育新一代追求個人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想。三年後，新一代青年發動了五四運動，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懦弱的北洋政府，更促進了新文化運動。不久，陳獨秀在1925年領導新近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但兩年後慘敗，並很快被蘇聯的史達林貶逐。一百年過去了，儘管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進步，中國人民仍然是 「臣民」，而不是擁有個人自由權利和參與政治的權利的「公民」。
從韭菜到人礦
自1949年以來，直到最近幾年，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不斷起來要求他們的權利，但都被中共嚴厲鎮壓–如今這個黨如此反動（reactionary），會讓陳老先生在墳墓輾轉反側。然而，從表面上看，大多數中國人似乎已經失去了伸張自己權利的勇氣。網民自嘲「韭菜」-默認被黨視為可供剝削而又永不枯竭的資源，就像農民可以無休止地收割韭菜。這種自我形象也反映了中國人的極度自卑。一位外國人博客這篇文章追溯今天的中國是如何進一步「從收割韭菜演變到開發人礦」。
隨著2022年的結束，另一個形容「人民」的老詞又重新流行起來。「人礦」首次出現在八十年代初，被廣泛用於描述中國勞動人民的被耗盡青春：
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養20年醫院。
然而在2022年10月底，成千上萬的鄭州富士康工人衝破重重障礙，逃離了被嚴重疫情和感染恐懼籠罩的廠區。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之後，抗議浪潮席捲全國，反抗清零政策的「禁閉」措施。一些網民感歎道：「看! 連韭菜都會造反！」
中共的清零政策180度急轉彎後，抗議活動暫告一段落。但抗議活動中那些有思想的人並沒有停止思考，未來抵抗的種子已經播下。年輕人是這群人中最顯眼的部分，他們不再容忍自己是韭菜。那些海外的中國學生正在發聲–大聲抗議並在網上激烈討論，雖然國內民眾不易聽到。六四屠殺後長達三十年的政治冷漠，終於被「2022年白紙運動」結束了。
China Deviants （中國異見者）
在抗議活動的高峰期，中國海外學生在至少16個國家發起了廣泛的聲援行動。這也迫使學生們至少要互相交流，並試圖組織行動。在很短的時間內，許多公共和私人通訊管道建立起來，談論中國的抗議活動和局勢。在英國，一個名為China Deviants的公共電報群組，組織特邀討論會和發起公共活動，如2月5日紀念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逝世三周年–類似的活動也在從紐約到悉尼和東京的其他十個城市舉行。China Deviants有1,250名訂閱者。其他討論頻道有更多的使用者，例如「學習牆國」有 5.42萬用戶。這些頻道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包括批評北京、聲援在中國被捕的人士。
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勇於向中國統治下所有受壓迫的少數民族–藏族、維吾爾族、香港人等伸出援手。在抗議活動的高峰期，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社交媒體上流傳著一些視頻和截圖，內容是漢族人為自己對少數民族的苦難無動於衷而感到後悔–他們當初還以爲這些苦難與漢人無關。然而，新冠疫情下的封控措施和他們基本人權的喪失，迫使他們重新思考，甚至渴望大家能跨民族的共同反抗。這在中國海外留學生中繼續發展。China Deviants的發言人在接受流傘的採訪時這樣說：
就新疆、西藏和臺灣而言，它們不是遙遠的土地，而是普通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真實地方。把這些地區的人民看作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同樣有權過上充實的生活–這種理解使我們認識到，政權通過宣傳是將他們非人化而已，也使我們放棄了所謂「中國要統一」和「團結」的高大空概念。
中共一直以來成功地將漢族人與所有其他少數民族對立起來，現在卻第一次面臨從下而上的挑戰。雖然這只是年輕一代政治化的開始。現在開始出現關於「左」和「右」的區別的討論，不過，普遍的情緒似乎是「不急於確定自己的政治傾向」。上面提到的China Deviants發言人說：
不過，對如何解決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問題有不同看法，我們現在暫時不想在彼此之間劃清界限。若存在民主框架和程序，這些分歧應該由所有人公開和誠實地商議。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有分歧，而是我們沒有一個討論的框架和平臺，因為幾十年來，中共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而進行鎮壓、清空政治討論，使到社會的人變成孤懸的原子。我們必須為自由和民主的討論和決策創造一個空間。
美國華裔學生工加入罷工行列
有些西方左翼很想爭取這些青年華裔。但另一方面，西方的社會不公本身也在迫使越來越多中國海外學生，特別是學生工，了解到西方的階級鬥爭，從中總結經驗。這似乎已經在美國發生了。去年11月中旬，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數千名學術工作者進行了為期六周的罷工，爭取改善待遇。根據流傘的另一份報道：
在這次罷工，許多中國留學生工人也參與其中。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這些人不關心政治，與美國問題脫節。像他們的國內和其他國際同行一樣，現在許多人第一次參與了獨立的政治組織，並對有爭議的合同和罷工的組織方式表達了不同的態度。
…. 學術界中的不穩定性在中國留學生中產生了新一輪的政治啟蒙，導致了大量的學者-活動家團體的形成，如中國留學生與行動者網絡 (Chinese Students and Activists Network)、結繩志 (Tying Knots)、離離草 (The CAO Collective)等等。
前路漫漫。想想看–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地球强國，是沒有任何明顯的有組織的反對派，或者任何公認的反對派領袖的（最後一個劉曉波早就死在監獄裡了，而俄國的阿列克謝-納瓦爾尼雖然蹲在監獄裡但還健在）。它也沒有任何自治的勞工組織，或者任何獨立的媒體，或者任何受保障的公民自由空間。因此，不間斷的社會運動從來不存在，只有孤立的社會行動，但在被鎮壓後很容易被遺忘。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獨立保存的社會運動歷史，因此沒有任何過去的經驗被適當地傳承下來。新一代的活動份子總是被迫重零開始工作，在許多錯誤中跌倒，再迅速被銷聲匿。
2022年10月底，當倫敦的中國海外學生發起第一次抗議活動時，那裡的主持人在使用擴音器，但看來是生手。香港的大學生則早就習慣上街抗議，習慣使用各種器材。在倫敦這次示威，中國學生發言後，主持人建議唱歌，首先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音樂劇《悲慘世界》的主題曲「你可聽見人民在歌唱？」），然後她建議唱《國際歌》，但有些人不同意，不管怎樣都唱了，但唱的人少了。這兩首歌和《海闊天空》（香港樂隊Beyond的歌曲）一起，在2022年底的中國抗議活動中成為流行歌曲。中國的民主運動至今都沒有公認的主題曲，因爲它在有機會發展出來之前已經死掉。其他形式的反抗藝術也比較少。抗議文化的貧乏反映了集體記憶和思維的貧乏，這本身是極權主義國家造成。去年的抗議活動確實鼓勵了抗爭歌曲的創作，希望這將很快得到飛躍性的發展（例如Yinfi Lu的音樂）。
挑戰與機遇
一位曼徹斯特的朋友還告訴我，當他們參加那裡的第一次中國海外學生抗議活動時，後者很緊張–不僅因為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抗議，還因為他們之間也很不安，因為這也是彼此第一次相遇。社交媒體領域的技術進步使人們能夠在不知道對方姓名或手機號碼的情況下行深入討論，但當實際會面時，安全問題總是令人擔憂。這再次提醒我們中國人因爲非常擔心被報復，所以對於公開合作都很小心，這無疑助長了原子化。更不用說在英國留學的13萬中國學生中，可能只有一兩千人曾經抗議過或參與過其他行動。
但他們反抗的起點可能比1989年那一代高。1989年的學生，大部分幾乎從一開始就對工人的參與持懷疑態度，而且很少對少數民族表示同情。相比之下，2022年的新青年則表現出渴望與所有被壓迫者團結一致的衝動。 2022年的新青年，會否有機會在政治上成熟起來，再一次與北京龍對決？
2023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