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龍宇
2024年3月10日
（編者按：原文標題是《生產主義的暴政》。生產主義，原文為Productivism，是一種經濟發展主張，認爲一國的投資和生產的需要，凌駕於其餘一切價值，包括民生需要和顧及生態與氣候平衡。最明顯的例子是各種大白象工程，或者如中共那樣，七十年來都鼓勵超高投資率、同時又壓低工資份額，造成種種結構性問題以及今天的經濟危機。）
DeepL 翻譯，翁營編輯
本文定稿之時，202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北京召開，正值經濟急劇下滑，影響到千百萬人的生活–房地產市場的信貸緊縮正蔓延到其他金融領域（見筆者另一文章）、通貨緊縮、製造業放緩、外資大量外流、失業率上升等。針對這些問題，李強總理做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只不過把他的 26個政府部門一長串任務匯總起來，就像一份雜貨店的盤點報告。當然不止這些，還有…空洞口號！壓在所有人心裏的話題，“你們有什麽解決新危機的戰略？”，至今仍是個謎。李强的確承認「多重困難挑戰交織疊加」，但他向聽眾保證中國的光明未來，稱「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戰勝任何艱難險阻，中國發展必將長風破浪、未來可期！」。事實上，他19次提到習近平，對他讚不絕口。如果說總理的雜貨盤點報告貫穿了一個主旋律，那就是他對最高領導人的崇拜。
總理的雜貨盤點報告
這正該令大家擔憂！但並不是因為當前的經濟衰退完全是習近平的責任。早在他上臺之前，投資、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經濟失衡已經非常巨大，而且清算的日子也越來越近了。然而，習近平的問題在於，他的政策進一步加深了失衡，在某些領域，他簡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正如他的COVID清零政策所顯示那樣。他在香港的鎮壓，與其宣稱目標好不相稱，不僅消滅了反對派和有組織的勞工，還扼殺了為黨國下金蛋的鵝–香港的金融市場不就是北京的美元印鈔機嗎？正如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所宣稱，現在香港「完了」；羅奇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在香港工作，熟悉香港。某些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政府說教，說他應該像前任溫家寶在2008-9年所做的那樣–推出634億美元的救市計劃來刺激停滯不前的經濟，或者至少做些什麼來提高消費者的信心。他們的建議自然頗有爭議，但目前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政府根本沒有可行的戰略來解決經濟下行的問題。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可能需要重溫毛澤東時代，之後讀者可能會明白，儘管中國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之間存在著種種裂變，但也存在著巨大的連續性–「超英趕美」的渴望貫穿了兩個時代，因此提高投資率的增長戰略也是驚人的一致。李強卻懶得一提，大概因爲他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然而，讀者需要回到這個被忽略但極為重要的問題上，因為這不僅會揭露這一戰略的荒謬，而且還會對北京當前經濟政策的成功與否有所啟示。
「先生產，後生活」
在毛澤東時代，黨的快速工業化計劃是通過「中央計劃經濟」實施的。但中央政府與省級官僚機構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是經濟增長失衡的主要障礙之一。「中央計劃經濟」過於集權，因而缺乏效率，導致省級機構總是缺乏必要的物資、專業人員或僅僅是激勵機制，這就迫使中央政府定期再次放權–不是放給當地人民，而是放給省級官僚機構。後者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總是抓住一切機會獲得更多的權力（從而獲得更多的物質利益），但他們很快就會發現，由於權力下放造成了過度投資和混亂，中央政府又不得不從各省收回權力，即所謂 「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循環。這種集權、分權、再集權的重複，從一開始就困擾著經濟。
中共政權殘酷地榨取勞動人民，才能使國家在1958年至1980年間、接近30%的超高投資率提供資金（1960年代初的饑荒之後幾年除外）。這不僅造成了大量浪費，而且首先導致了普通民眾生活水準的下降。儘管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4%，但整個時期的工資卻一直被凍結。面對工人的怨氣，黨就打出「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含私人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取代了「中央計劃經濟」，但國家推動的超高投資率一直延續至今。這一次，投資率甚至更高，先是超過了30%，後來20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但家庭消費在GDP 中的相對份額卻急劇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50%以上降至2010年的35%以下。雖然此後開始上升，但近年從未達到40%。家庭消費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
幾年前，兩位中國學者在他們的文章中對這種情況提出了警告：
「中國的投資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而消費率卻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這就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
輸出過剩產能
只要能夠繼續輸出過剩產能，中國政府決無意放棄生產至上主義。最近新聞報道，比亞迪電動汽車銷量超過了特斯拉，引起美國和歐洲考慮報復。這說明，向世界輸出問題的中國血汗工廠，搶佔其他國家市場份額，長此下去自然引來反彈，反過來制裁中國出口。
在國內市場方面，中共無視勞動人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太低這個制約因素，卻去持續鼓勵人民購買自有住房甚至第二套住房，同時允許地方政府為推動房地產市場和城市化項目而舉債。現在，清算之日已經到來，繁榮變成了蕭條。習近平曾在2020年末，用所謂三條紅線政策來挽救經濟，但為時已晚。自2012年他上臺以來，泡沫經濟快速增長，但十年來，他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措施來為瘋狂的投機降溫，更不用說糾正與生產主義（productivism）結構性問題了。「積累，積累！這就是摩西和先知！」但馬克思所描繪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積累狂熱，與今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相比，顯得蒼白無力。然而，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是，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積累的衝動和濫用權力的衝動。就中國而言，我們現在遇到了大麻煩，因為這兩種衝動糾纏在一起，正在召開的人大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
飛機師從未駕駛過飛機？
本屆人大與往屆不同，因為取消了自1993年以來每年人大結束時由總理舉行新聞發佈會的傳統。這一直是重要時刻，可以讓外界了解最高領導層的權力平衡。讓總理出風頭是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決不允許黨領導政府有絲毫鬆動，哪怕是一毫米，但也決不允許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專斷」。然而，習近平現在所做的不僅是回歸個人專斷，還讓他的濫用權力成為新常態。他不滿足於將所有權力部門都抓到手中，還不斷讓自己成為十幾個高級別工作組的負責人，以掌握更多權力。在信貸緊縮的背景下，習近平於去年10月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主持工作。儘管中央金融委員會的負責人是李強，但本屆人大已經清楚地表明，誰才是中央金融委員會的真正老闆。習近平進一步削弱既有的國家金融機構，包括不同的監管部門。但問題是，習近平是否了解資本主義或其金融市場是如何運作？今年1月，市場監管機構為了挽救市場急劇下跌，向機構投資者下達了在特定日期不得淨賣出任何股票的命令。這好比揚湯止沸。這措施實際上進一步削弱市場信心。公平地說，李強確實宣佈將發行價值一萬億元人民幣（或1,39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為流動性受壓的經濟籌集資金。但這個數額，與地方政府違約風險相比微不足道，地方政府有94萬億人民幣的債務，其中3.2萬億將於今年年底到期（資料來源）。更不用說開發商還需要2萬億美元來清盤了（資料來源）。
「李老師」有話說
或者，習近平心中早有更激進的對策？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習近平有很多辦法來解決新出現的危機。如果市場出現任何令人不快的最新消息，他首先讓這些消息憑空消失。去年 5 月的統計資料顯示，青年失業率超過了20%，此後政府乾脆不再公佈這一數字。很快，又有更多的統計資料被列入了新聞審查名單–出生率下降、消費者和金融市場信心下降等等，都不讓見報了。正如中國的一句俗話所說，不用解決問題，只消解決報告問題的人。外國讀者很少知道，在整個大會期間，一直有上訪者試圖為各種冤情向政府請願，但沒有媒體報道。大會堂裡的「人民代表」也根本不關心這些上訪者。官方媒體也如此。這些上訪者的困境偶爾會被社交媒體的私人帳戶傳播。這篇關於上訪者的帖子的跟帖評論多少反映某種民間聲音：
「他們能夠走出省就很厲害了，怎麼到的北京」 (筆者注：地方政府強行阻止上訪者進京上訪是常有的事。）
「洗腦的危害就是上訪者意識不到信訪局是冤家的雇工」
「不用暴力推翻中共是不行的」
人民被剝奪了表達意見的權利，最多只能通過社交媒體私下表達不滿，但即使這樣也會經常受到壓制。偶爾，他們的聲音也會被某些有影響力的網路紅人公開分享。據報導，如今，眾所周知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這個X賬號」,成為了「單幹的新聞媒體，是牆內牆外人士了解中國抗爭活動的重要資訊來源」。李老師是一名生活在義大利的中國移民，現年32歲，但他有足夠的中國人脈，因此可以在自己的X帳號上轉發各種新聞，並在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中一舉成名。根據最近一份報導，當局決定打擊他，辦法卻是騷擾他的線上粉絲，因爲的粉絲已經超過一百萬。境外讀者如果想聽聽基層的聲音，不妨關注一下「李老師」– 不過要注意安全啊呵呵。
2024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