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米·魏

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出了問題。很多數字都表明有些事情不對勁：股票交易所的指數，失業率，房價跌幅，CPI，PPI，人民幣匯率，外資撤走量……數字雖然具有科學性、嚴肅性和概括性，但很難讓旁觀者產生“觸感”。

大約十年之前，當中國經濟還處於舉世公認的“輝煌”之中時，我在遊歷過程中有過兩次印象深刻的遭遇。

一次是在冬季的北方城市。一個非常刺骨寒冷的午後，我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看到一名衣著單薄的男子在路邊販賣巨大的、大概是用來清潔汽車外殼的雞毛撣子。我疑惑於這種用途非常特定的商品在並非集市的地點是否會有銷路，同行的女士評論道：“不是生活所迫，誰會這麼做呢？”

第二次是在夏季的南方城市。我在一個城中村中發現了一座大約百年前村民修建的“碉樓”——一種用於防禦土匪的塔形建築，鋼筋混凝土製成，每層面積很小，四面只開有狹小的射擊窗。這座歷史建築並沒有進入限制，我便開始了攀爬。通過陡峭、狹窄的鐵制步梯進入某層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角落裡有一張支著蚊帳的木板，上面兩個衣裳襤褸的幼童正睜大眼睛看著我這個不速之客。原來，這個沒有水電、滿是蚊蟲和灰塵的廢棄建築，是某個家庭在這座城市的“家園”。

如此的貧窮景象在任何國家都可以找到，或許是因為國家經濟整體不振造成的失業和缺乏教育，或許是因為個人創傷和藥物成癮；但中國卻有其特色：經濟高速發展中依然有系統性的“工作”貧窮。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23年12月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49.0小時，既再創該資料的歷史新高，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但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年收入僅僅為22053元。

上映於2016年的紀錄片《十八歲的流水線》就是這種情況的生動記錄。導演在東莞的工業區跟拍三年，向觀眾展示了世界上最勤勞的工人也難以在中國的工廠中擺脫貧窮：時薪低至1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時；都市里普通的娛樂消費很快就會耗盡工資；婚姻和購房所需的金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

2022年，一名視頻主播因拍攝大涼山地區的一場婚宴而遭到警方傳喚，原因是其廣為流傳的這條影片赤裸裸地展示了農村地區更為觸目驚心的貧窮：新房破敗不堪，家中幾乎沒有可用的桌椅和電器，人們蹲在地上享用婚宴的唯一一道菜色——酸菜豆腐湯。這恐怕就是仍然有中國年輕人會接受血汗工廠的原因。

習近平在2021年2月25日莊嚴宣佈，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人們諷刺地評價道，或許是疫情期間的經濟停擺令原本相對富裕的部分城市居民也陷入窘境，從而拉低了“貧窮”的標準。

智慧手機、短視頻和自媒體的普及，讓關於貧窮的遭遇和記錄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這些充滿主觀色彩的畫面和文字雖然無法取代嚴謹的經濟資料，但足以讓人懷疑官方統計部門精心炮製的局勢大好的宣傳。

即使有著嚴格的審查制度，我仍然能在中國主流媒體《南風窗》上讀到這樣的故事：2024年春天來臨之前，一名19歲青年小趙因為賣血而死去。在去世前的八個月裡，他16次出賣自己的血漿，每次可以獲得200-400元人民幣的“誤工費”和一頓飯。死者生前有著一份網管的工作，並沒有不良嗜好或奢侈的開銷。他很少參與朋友聚會，甚至買不起一輛代步的電動自行車，最大的開銷是去年12月買給父親的一部智能手機。他的家裡沒有電腦、電視和沙發，為了節省電費不在傍晚開燈。他的母親臥病在家，父親常年外出打工。他賣血的血站隸屬於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壇生物。這家企業2023年的年報顯示，其擁有79家在營血漿站，當年共計採集血漿2415噸。

嚴酷防疫封控解除後的2023年，中國經濟並沒有迎來人們盼望三年的好轉。而在2024年，熱門話題是“產能過剩”——歐盟正計畫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反補貼關稅；拜登總統呼籲對中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大幅加稅；在德國和荷蘭，人們甚至用廉價的中國產太陽發電板做籬笆。

面對西方對中國產品的抵制，習近平的最新解決辦法是讓中國民眾來消化“過剩”。2024年3月，國務院發佈《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4月，商務部等14部門聯合發佈《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組織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汽車、家電以舊換新和家裝廚衛“煥新”。

關於消費品換新，方案中提到的促進政策是：“……對以舊家電換購節能家電的消費者給予優惠。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對消費者購買綠色智慧家電給予補貼。”

對於住在廢棄“碉樓”裡的家庭來說，對於“家徒四壁”的大涼山村民來說，對於賣血來給父親買智慧手機的小趙來說，這種政策只能說聊勝於無吧。

這讓我想起童年聽過一個英國“笑話”：

“媽媽，我們家為什麼這麼冷啊？”

“寶貝，因為我們買不起煤。”

“我們為什麼買不起煤啊？”

“因為你爸爸失業了。”

“爸爸為什麼失業啊？”

“因為煤太多了。”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萬海遠和孟凡強2023年發佈的調研報告，中國月收入低於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占總人口大約69%；高達95%的人口月收入低於5000元。讓這樣的中國民眾，去接手多年來以滿足發達國家消費能力為目標群組織起來的出口製造業，無異於異想天開。

也許這條“妙計”的目標人群是所謂的“中產階級”，但背負著38.94萬億元房貸餘額（2023年一季度資料）並經歷過金融市場多次收割的他們，又有多少動力來購買新的電動汽車或智慧冰箱呢？

在經濟高速發展情況下仍然造成系統性貧窮的，不只是東莞電子廠裡低廉的工資，還有為榨取高額利潤和稅收而變得昂貴無比的住房、教育、醫療、育兒、養老等產業。在日常消費品方面，或許手機和汽車的價格比三十年前更加“親民”，但沒有農藥、化肥和重金屬超標的普通食品和飲水卻變成了奢侈品。如果以體面、健康、勞逸結合、未來可期的生活標準來衡量，很少有中國人真正“戰勝”了貧窮。

我們已經肉眼可見貧窮的反噬：富有者不斷想辦法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來逃離貶值和縮水的漩渦；工人甚至原本的“中產階級”不惜徒步穿越危險的雨林逃往美國——大多是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勞動力賣出更好的價錢；越來越多年輕人對財富積累和階層躍升失去希望，從而選擇拒絕努力工作和低欲望生活；更絕望者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或屠戮他人生命來發洩……

那麼，中國的統治者為什麼沒有在過去幾十年經濟輝煌時讓普通人享受到更多“紅利”呢？比如所有老人都發能享有夠生活的養老金？但根據《農民日報》2023年報導，中國農村老年人平均每月僅可領取約204元養老金。表面上，政府也有向學生發放生活補助，但以大學生為例，學生需要提供家庭所在地政府出具的貧困家庭證明，才能獲得每年一千到三千元的國家補助。再比如公共住房制度，表面上也有，然而目前申請政府廉租房需要有本地戶口且家庭人均收入月低於960元等。

除了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貪婪，官僚對個人財富的欲望，以及為實現宏大的國家主義擴張目標而積累之外，我最近還聽到了另一個有趣的解釋。

中國古代法家典籍《商君書》（傳說為秦國政治家商鞅所著），是歷代帝王所推崇的關於統治的著作。其中提到：國強民弱，治國之道，務在弱民。而“弱民”的方法之一便是讓民眾保持貧窮。書中的解釋是，百姓沒有餘財，處在為溫飽掙扎的狀態，便不會想其他的事情，也更依賴國家的賞賜，於是就無力與國家對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秦國的建立，就是這些統治術的實踐過程。

有跡象顯示，習近平也是法家和秦制的推崇者。中國的國家電視臺也曾重金製作過一部歌頌秦帝國的電視劇《大秦賦》——恰恰是在習近平修改憲法確立自己的終身執政之後。

雖然從現代國家治理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些兩千多年前的“統治哲學”原始且荒謬，但最近十幾年習近平的統治風格給人的感受是——一切皆有可能。

但從目前的情勢來看，不管它是失敗經濟政策的副產品還是有意設計的“馭民之術”，系統性貧窮恐怕都會是中國繼續崛起的絆腳石而非助推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