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LAN LOEWER

翻譯：王柳

原文：https://jacobin.com/2024/11/harris-trump-election-messaging-populism-elites

《譯者注：此文用“進步民粹主義”一詞來對比特朗普的“右派民粹主義”。另外一些作者則會選擇“左翼民粹主義”（left populism）一詞。歷史上，民粹主義，簡言之，是一種樸素的平民精神，它推崇勞動者的尊嚴，揭示反抗權勢之必要。它在鼓動起來之後，可以向右轉，也可以向左轉。另外，此文用到“民主主張”一詞，似乎意指哈里斯指責特朗普在破壞美國民主，而自己則要保衛民主制度的相關演講。此文寫於特朗普正式宣佈當選之前。作者是“工人階級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導語：要贏得工人階級選民支援，民主黨人需要把矛頭對準經濟精英。但哈里斯並沒有始終如一地針對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開展反精英競選活動。

人們盛讚八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大為成功，展現了一個從肖恩·費恩（Shawn Fai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到亞當·金津格（Adam Kinzinger）和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的聯合陣綫。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看到了一個終於“想要贏”的政黨。氣氛很好，近乎亢奮。然而，在過去幾周裡，哈里斯的民調卻有所下降，在選舉日來臨之際，許多民主黨人感到信心不足。

這是怎麼回事？工人階級政治中心（Center for Working-Class Politics，CWCP）、雅各賓（Jacobin）和YouGov對賓夕法尼亞州1000名選民的一項民調顯示，今年夏天民主黨競選活動曾暫時朝著正確方向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儘管特朗普竭力離間選民，但兩黨當時依然不相上下。

八月底，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寫道，民主黨人試圖讓選舉成為關於自由定義的競爭——正如蒂姆·瓦爾茲（Tim Walz）在獲獎感言中所說，“為自己和所愛的人創造更美好生活的自由”，與企業“污染空氣”、銀行“宰客”的自由是對立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在全國大會上更進一步點名指責那些阻礙勞動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惡棍：“企業的貪婪將藍領的血汗和淚水變成了華爾街的股票回購和企業總裁的獎金。”他還說，特朗普是一個保護企業和億萬富翁利益的“工賊”。同月，民主黨競選團隊宣佈了一系列承諾，以解決住房短缺、打擊價格欺詐和提高最低工資。

我們的民調發現，這種經濟民粹主義訊息獲得了強烈支援，而對億萬富豪和企業精英的反感則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哈里斯一直努力接觸的選民群體當中——工會成員、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以及藍領選民。在我們的民調中，哈里斯在上述群體中分別落後4個、7個和19個百分點。儘管得出了這些明確結論，哈里斯在競選最後一個月裡卻放棄了反精英和相關的經濟口號，並在商界的壓力下收回或不再強調她的一些更受歡迎的政策。

民主黨再次決定下一個非常冒險的賭注：以爲迎合溫和派、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將贏得更多支持，而疏遠工人階級不會失去支持。在選舉日之前，他們把大部分籌碼都放在了警告選民、特朗普第二次當選會帶來什麽威脅上。結果，這場賭博適得其反，且跟我們事前的研究一致。

毫不含糊的結果

我們測試了直接取自哈里斯競選語言的五段主張：1）保護墮胎權；2）確保邊境安全並提供入籍途徑；3）特朗普對民主構成的威脅、及其將利用司法系統對付其敵人的誓言；4）“機會經濟”，強調對小企業的支援和為中產階級減稅；5）“溫和民粹主義”，主張為普通民眾而戰，針對不按規則行事的企業。我們也虛擬了一些帶有“強烈民粹主義”和進步主義經濟的口號；關乎前者的有“對抗億萬富翁騙子和為他們服務的華盛頓政客”，關乎後者的，則強調加強工會以及對公司和富人徵稅，並擴大社會服務。我們要求受訪者用1分（強烈反對）到7分（強烈支持）對這些主張評分。

結果十分明確：強烈民粹主義和進步經濟口號以較大優勢超過了其他策略，其次分別是哈里斯的“機會經濟”、溫和民粹主義、墮胎、移民，最後才是民主。將所有給這些口號打5分或更高分的受訪者都算作“支持者”，他們之中強烈民粹主義和進步經濟口號獲得的支持率分別比民主口號高出9%和8%。民粹主義口號對低收入、藍領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受訪者尤其有效，獲得淨支持率比民主口號分別高出10%、12%和13%。

雖然有些人對經濟民粹主義持謹慎態度，擔心它會勸退選舉中至關重要的“溫和”搖擺選民，但我們發現事實恰恰相反：唯一表現出類似顯著支持的其他群體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對強烈的民粹主義和進步經濟主張的積極回應比對於民主主張高出約11個百分點。

為了考察不同資訊傳播策略在不同個體間的權衡，我們還考察了相對支持率（而非淨支持率）。這種更細化的方法顯示，在賓夕法尼亞州27%的選民中，強烈民粹主義主張的得分高於民主主張，而只有8%的選民給民主主張打出了更高的分數。進步經濟主張同樣具有說服力，只有強烈民粹主義在相對層面上比其表現更好。

在藍領工人和無黨派人士中，這一資料更為明顯，分別有37%和31%的人喜歡強烈民粹主義，而不是民主主張；分別只有4%和10%的人更喜歡民主主張。

至關重要的是，民粹主義對戰控制移民主張也表現出色，這對哈里斯在移民問題上右轉能成功吸引“溫和派”的假設提出了質疑。總的來說，選擇經濟民粹主義為文宣，捨掉其他類型文宣，會有得有失的話，那麽，情況是失小而得大。

這是人民與精英的較量，蠢貨！

經濟民粹主義文宣的力量，要放在人們對政治和經濟體制日益不信任的大背景下，才可以理解，尤其是在那些感覺被後工業社會變革拋在後面的人中間。對於那些成功者來說，贏家通吃的新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權力集中，而那些表現不佳的人——尤其是藍領工人——則對現狀越來越失望，對未來越來越悲觀。

但是，感到國家走向錯誤方向的不僅僅是工人階級選民。面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人們對政治機構的信任度空前降低；認同兩黨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少；70%的美國人認為強大的利益集團正在操縱經濟體系；只有40%的低收入美國人認為仍然有可能實現“美國夢”；幾乎沒有人認為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此背景下，我們測試的強烈民粹主義主張——斥責“億萬富翁騙子、大公司以及為他們服務的華盛頓政客”——在賓夕法尼亞州人（尤其是工薪階層）中表現如此之好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了更詳細地考察反精英的態度，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來衡量人們對一些有影響力機構和行業的態度。具體來說，我們詢問受訪者這些團體是“為公共福利做貢獻”還是“犧牲普通美國人的利益為自己服務”。

我們發現，右翼民粹主義通常認定的“敵人”——如媒體、非營利組織、大學和工會——並不是民粹主義特別有效的憤怒對象。相反，在我們的民意調查中，最不受歡迎的群體是遊說集團和大型政治捐贈者，分別有78%和7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以犧牲普通美國人為代價，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在各個政治派別中，美國人都認為合法化的腐敗就是腐敗。

受訪者還將其他一些精英人物放在了他們攻擊名單的前列：“1%”、大製藥公司、華爾街和大科技公司都是普遍認為的美國生活中的有害影響因素；其次是政黨和公務員等政治和政府機構——共和黨人和無黨派人士對這些機構的討厭程度要高於民主黨人。重要的是，我們的民調顯示，無黨派人士和工薪階層受訪者對精英的不信任度明顯高於其他受訪者。顯然，要贏得這些群體的支援，並不需要在企業貪婪或腐敗合法化問題上採取更加“溫和”的立場。

這項民調還表明，如果文宣口徑已經包括了針對實際操縱制度的說客、政治捐款和企業，再去政治抨擊文化精英和建制内的所謂“覺醒”風尚（woke culture），就顯得空洞無物了。那麼，特朗普為何能贏得反建制派的選票呢？

自2016年登上國家舞臺以來，特朗普一直把自己描繪成普通美國人的代言人，與反愛國主義的建制派對抗。在特朗普的敘事中，自由派控制了美國生活中的許多強大機構——政府、法律、慈善機構、媒體、大學、高科技產業、醫療保健甚至金融行業。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只要民主黨人繼續與這些強大機構的政治以及其中的專業階層拴在一起，特朗普就能通過黨派和文化視角折射出反精英情緒。民主黨人將這一領地拱手讓給了MAGA（特朗普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譯者注），並且未能闡明自己的反精英政治，從而使特朗普得以宣稱自己是民粹主義者——即使他的政策給予企業巨大好處。

民主黨人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要想建立可信的左翼民粹主義政治，就必須切實切斷與某些精英、利益集團和選區的聯繫，但後者正是民主黨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培養的。去切斷這些聯繫不是沒有代價的；但不這樣做，民主黨可能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隨波逐流的競選

當然，民主黨絕不會在一場高度濃縮的總統競選中發生徹底轉變。但進入九月份後，企業貪婪和哄抬物價成為競選活動的重要主題——哈里斯的許多代理人都在攻擊大藥廠、華爾街暴利和1%。然而，在選舉前的幾周裡，哈里斯的競選活動卻試圖與任何反精英經濟議程的東西保持距離，在價格控制和資本利得稅方面背棄了之前的承諾。相反，據《紐約時報》報導，哈里斯競選團隊向華爾街的朋友們尋求競選策略和政策建議，這促使億萬富翁馬克·庫班（Mark Cuban）興高采烈地宣稱：“民主黨的進步原則……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是卡馬拉·哈里斯的黨了。”

“卡馬拉·哈里斯黨”政策多多。自8月下旬以來，其競選團隊公佈了一項不監管加密貨幣的計畫，刺激了來自該行業的大量競選捐款。他們發佈了“黑人男性機會議程”（Opportunity Agenda for Black Men），提供了一系列稅收減免和貸款計畫，讓黑人男性有能力成為區塊鏈投資者、大麻藥店經營者、小企業主、公立學校教師，以及政府資助的“導師計畫”參與者等等。他們的核心經濟政策將補貼新的小企業，擴大兒童和收入所得稅抵免，並為按時支付房租兩年的第一代購房者提供稅收減免。

這些政策中有些可能是好政策，但很難說得出是什麽思想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哈里斯並沒有告訴人們她計畫在此時此地為他們做些什麼，而是恢復了陳舊的、新自由主義的語言，即過程和運動、勉勵、激勵和經濟情況調查、“制定解決方案”和“擴大機會”，以求逐小改善種種問題，而其實這些問題不能確定誰造成的。這種針對微觀目標的方法很好地契合了一個對現狀沒有明確立場的競選團隊，一個滿足於將政策外包給華爾街顧問和智囊團的競選團隊。當人們問及哈里斯政府與拜登政府有何不同時，她回答說：“我什麼也沒想到。”隨後她又出爾反爾，宣佈她的內閣中將有一名共和黨人。

如果說哈里斯競選活動有個總體敘事角度，那并非拿“自由”來對抗企業精英，而是揭示特朗普及其構成的威脅。

在大選日之前的一周裡，哈里斯競選團隊與里茲·切尼（Liz Cheney）一起做了“藍牆”之旅，以吸引獨立人士和溫和派共和黨人。正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所說，這些活動“並不是為了集中宣傳進步政策，而是警告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可能意味著什麼”。我們的民調顯示，這一策略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有關特朗普對民主威脅的拉票作用，民調顯示針對無黨派人士和溫和派共和黨人尤其糟糕。

在這些群體中，哈里斯的淨支持率最低。比較不同主張的相對支持率後我們發現，30%的無黨派人士和溫和共和黨人對哈里斯的“民主”口號的支持率，低於大多數其他口號。只有10%到15%的無黨派人士和溫和共和黨人對民主口號的支持率高於其他流行口號。換句話說，在切尼-哈里斯巡迴演講試圖贏得的群體中，傳播民主口號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哈里斯的“藍牆之旅”幾乎是在為特朗普做嫁衣。她告訴選民，“華盛頓內部人士和通情達理的億萬富翁一致認為特朗普當總統太危險了”。這實際上是將特朗普講成立心與建制派和現狀派爲敵，而這些集團早已不受選民歡迎了（因此特朗普反而變成這些選民的心中代表）。

並非不可挽回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民主黨建制派的政治現實和民調下滑蠶食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後的樂觀情緒，以爲將要走上康莊大道。過去幾周的競選方向損害了哈里斯在所有選民中的形象，尤其是在賓夕法尼亞等州的關鍵工薪階層選民之中。事實上，考慮到本輪民調的特殊加權方式，工人階級實際可能比目前民調顯示的更具決定性。

雖然哈里斯的民主口號似乎對選民並不奏效，但在壓制黨內進步派異議方面卻相當有效——這些進步派理所當然地害怕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當哈里斯從資本利得稅到巴勒斯坦等一切問題上聽從黨內核心、捐贈者和華爾街顧問的建議時，進步派基本上保持沉默。但他們的沉默並沒有給她的競選帶來任何好處。

特朗普第二次當選總統確實會給美國民主帶來巨大危險，但民主的生存力也取決於民主黨如何解決黨內的核心矛盾：他們是要成為專業階層和企業精英的政黨，還是要放棄這些老盟友，轉而支持勞動人民反對腐敗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