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佘濕
本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大學教職人員工會（AAUP/AFT）6741支部執行委員會成員和《異議》雜誌編委會成員。
原載：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exit-right/
上圖：2024年11月5日，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選舉之夜觀選派對結束後，一輛競選巴士停在一塊空地附近。（Kevin Dietsch/Getty Images）
在我看來，2024年大選最重要的畫面產生於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晚上。當時代表們不得不排著隊經過抗議者身邊、正在高喊死去巴勒斯坦兒童的名字和年齡。與會者並沒有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對示威視而不見；相反，他們誇張地堵住耳朵，做出嘲弄的表情。還有一個代表明顯在諷刺性地模仿示威者的口號：“18歲！”看了這一事件的報道片，我的心沉了下去。不僅因為其道德怪誕，還因為它令人作嘔地證實了民主黨官方的唯我主義和自滿情緒。參加大會的人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們對自己以外的人和事都缺乏興趣。啦啦啦，我聽不見——或者正如卡馬拉·哈里斯本人在一次集會上受到台下質疑時所說的那樣：“我現在正在發言”。事實上，她也沒有講多久。
哈里斯競選中最精彩的時刻是一開始，那時人們對拜登決定退選集體鬆了口氣，而她有機會把這種情緒轉化為優勢，且帶點新意。但從那時起，一切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她和她周圍的人似乎都認為純粹表面改變就足夠了。哈里斯明確拒絕對拜登政府提出任何批評，甚至拒絕提出她與現任政府有任何不同之處。每當有人問及此事時，她只是重申自己與拜登（或特朗普）不同。她的代言人和支持者常常對那些認為應該提出更多要求的人報以蔑視、嘲諷甚至種族主義的態度。就這樣，她浪費了夏天拉開的巨大領先優勢。儘管在新冠救濟措施到期後，食品漲價和貧困——尤其是兒童貧困——顯著增加，而且通貨膨脹率超過了數千萬美國人的收入增速，但哈里斯最終還是加入了億萬富翁、名人和共和黨新叛逃者的競選路演中，主張維持不明確的現狀。這是希拉蕊·克林頓“美國已經很偉大”的翻版：既不靠譜，又想討好那根本不存在的溫和派共和黨選民，更經常鮮明地敵視自己名義上的部分基本盤。
截至目前的統計結果，特朗普獲得的選票少於他在2020年獲得的選票，這表明他遠非不可戰勝。[1]但哈里斯卻把她的聯盟拉扯得軍心不齊。她試圖在移民問題上從右派那裡得分，指責特朗普在修建隔離牆方面不夠盡心盡力——這一表態既不人道，也毫無成果。她蹩腳地表現出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同時明顯承諾會跟隨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發動一場地區戰爭。哈里斯的競選政策五花八門，有好有壞，但沒有明確的統一主題或願景。對於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她幾乎都是避而不答。她採用的是貴族式而非民主式的方式，將候選人及其精英朋友和盟友置於中心位置，而非他們試圖代表的民眾。
在這些方面，哈里斯不僅重複了希拉蕊·克林頓的錯誤，也重複了她自己在2019年星光黯淡的總統競選中犯下的許多錯誤。當時她投機取巧地向左而不是向右傾斜，但同樣缺乏誠意和協調。還記得麼，在那場競選中最重要的時刻，她攻擊拜登反對公共交通，質問他是否知道這對年輕時的她意味著什麼；但在受到質問時，她卻透露自己也反對公共交通。還有當時她支持“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在辯論中舉手支持廢除私人保險的主張，但後來卻聲稱自己沒有聽懂問題。當時的選民和現在的選民一樣，都覺得她空洞無物、難以理解，是一個純粹矯揉造作的政客，似乎沒有可以借鑒的思想深度，因此也講不出來。她經常給人一種學生沒做完作業被抓住的感覺——她在努力琢磨自己應該說什麼，而不是表達任何内心的、前後一貫的立場。鑒於多布斯案[2]之前幾年她本人及其政黨的不作為，即使是墮胎權這一她最強烈呼籲的議題，有時也讓人感覺像是一種修辭道具。在此之前，民主黨人曾多少次承諾要將羅伊案[3]的保護制度化並擴大其範圍，但每次都在11月大選結束之後不了了之。
正如在2016年一樣，哈里斯的支持者們又把敗選歸咎於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巨大的障礙，但不足以作為總括解釋。就贏得選舉而言，奧巴馬克服了第一道障礙，而特朗普本人在有色人種選民中迅速增長的吸引力也讓人懷疑種族主義有何決定性意義。在許多看似同樣厭惡女性和重男輕女的社會，也選出了女性擔任國家領導人。但最重要的是，這些都不是靜態現象。特朗普動員了這些力量，而他的對手的任務本應進行對抗性動員並擊敗他們。一場成功的競選活動會汲取現有社會素材，並將其組合成對當下的描繪和對未來的展望。它不會簡單地反映民意和常識，不會硬邦邦塞給選民，而是對其重組，締造出新的説辭。近年來，由於特朗普本人在這方面的天賦異稟，社會上種族主義和厭女症明顯加劇。
不過，哈里斯造成的災難，其罪責遠不止候選人本身。拜登的自戀程度令人髮指，導致他在2024年上半年一直還在競選中，使一場競爭激烈的初選無法出現——如果有初選，本可以像2019年那樣將哈里斯淘汰出局，或者至少促使她表達出更加連貫的政治主張。更糟糕的是，拜登政府在復舊還是維新治理方式上搖擺不定。如美國左翼所說，拜登臭名昭著的競選理念是美國社會需要回歸其自然的正派狀態，並明確否認“根本性變革”的必要性——他認為特朗普現象本質上只是對原本健康的政治體的外部污染。這種解釋不過重複多年來民主黨為2016敗選而推卸責任的言論而已，他們先後歸咎了伯尼·桑德斯、俄羅斯、進步社會運動言辭過激，而不是民主黨領導層。
在奧巴馬和吉姆·克萊本（Jim Clyburn）的操縱下，拜登贏得了2020年的選舉。此後，他似乎意識到需要面對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為此，他吸收了桑德斯和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競選活動中的一些能量和理念。而他之前一直將自己視為比較前二人都更明智。他的政府在前半任期也確實嘗試了擴大美國福利國家的方式，以求解決造成特朗普現象的物質來源[4]。然而，這種努力太少也太晚了。在2016年和2020年的初選中，民主黨壓制了來自左翼的挑戰，從而切斷了自己與民眾基礎的聯繫。這些群衆基礎本可以為擴大福利這一事業集結起來，且證明了這一事業的確很受歡迎。在缺乏立法優勢的情況下，民主黨人試圖通過政治交易來實現目標。他們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遠遠不夠。
到任期中期，拜登已成為事實上的緊縮總統，福利國家不擴反退。失去兒童稅收抵免和臨時現金救濟，縮減食品券，將數百萬人從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中剔除，所有這些都是在民主黨統一控制國會期間發生的。漸漸地，拜登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對進步社會政策，轉而將財政討論的重點放在了赤字上——這與當初譴責奧巴馬政府的姿態如出一轍，也為特朗普的崛起創造了機會。拜登決定屈服於企業的願望，將疫情結束作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尤其是提高工人勞動力市場議價能力的公共政策），即使當時疫情仍在繼續肆虐美國人的生活。拜登或多或少借鑒了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和新冷戰自由主義，取代了早先的進步主義雄心。想像一下，如果佛蘭克林·羅斯福沒有推行“第二次新政”，而是像約翰·甘迺迪那樣通過炒作“導彈差距”來謀求連任，結果會如何？
最糟糕的是，拜登繼續對內塔尼亞胡想做的任何事情簽字認可，促成了加沙的種族滅絕和多方戰爭的升級。無論拜登如何評估自己的選情、在全球民主和法治鬥爭中有何種意義，10月7日之後他都將其貶低為一種怪誕的反諷。(就如同羅斯福不僅在西班牙內戰中可恥地保持中立，還讓佛朗哥在格爾尼卡投下炸彈。）毫無疑問，在出口民調中將巴勒斯坦問題列為首要投票議題的美國人相對較少，但虛偽無能的外交政策導致全球災難的印象，肯定無法消除年輕選民的感覺，也就是一位民調專家所作的扼要總結：“一個由壞人領導的垂死帝國。”如果真像哈里斯不斷聲明的那樣，她在為停火而不懈努力，那麼停火到底在哪裡？這種堅持只能視為是在承認自己的無能或在撒謊——事實上，政府發言人偶爾也會含蓄地承認這一點。從一個濺滿數千名兒童鮮血的講臺上發出的保護民主和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呼籲，怎麼可能是真實的呢？看到拜登的固執己見，哈里斯甚至莫名其妙地拒絕讓一個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在大會上象徵性地發表預先審查過的演講。另外，她的競選團隊選擇了派遣裡奇·托雷斯（Ritchie Torres）——美國以色列公共安全委員會（AIPAC）最喜歡的國會議員——去密西根州競選。人們不禁要問，這些政客是否在乎他們的輸贏？他們一會兒稱共和黨人是致命威脅，一會兒又承諾讓共和黨人入閣；他們暫停了對法西斯蠶食的警告，只是為了給世界上最具軍事侵略性的極右翼種族主義政權打掩護。
換句話說，民主黨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論爭的基準。他們的辯解和虛偽只會給特朗普以鼓勵，同時讓自己的選民失去動力。而他們現在無疑會將責任歸咎於選民——仿佛數百萬分散、無組織的個人可以像政黨領導層那樣構成一個應受譴責的代理人。但是，政黨領導人難辭其咎。其中堅力量中的許多人卻並不在意，甚至似乎不願意對十年來的災難反思。他們抱怨說2020年因黑人喬治·佛洛德（George Floyd）被殺而引起的抗議（黑人之命也是命運動），會因其極端的訴求而令民主黨失去選票。其實事實恰恰相反。2020年拜登的險勝，難道不是因為這次抗議浪潮，雖然自由派希望那次抗議安靜下來？有沒有人肯承認桑德斯在拉美裔選民中大受歡迎程度，而民主黨險些失去曾是票倉的核心選區？
不過，民主黨的病態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錯誤造成的。正是該黨的結構性角色和構成，造成了其兩面性和不連貫的取向。它是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主流政黨；同時，按照傳統，它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隨著後者有組織的力量洗刷殆盡，該黨的承諾也變得更有野心：哈里斯在最富有收入階層選民中的表現尤為突出。哈里斯唯一暗示要與拜登決裂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對待她身邊的億萬富翁。她最親密的顧問包括優步（Uber）前高級副總裁大衛·普洛夫（David Plouffe），以及哈里斯的妹夫、優步前法務總監托尼·韋斯特（Tony West）等人，他們成功敦促她放棄了拜登時代的民粹主義，轉而與企業盟友培養關係。
拜登領導下的黨之所以轉向經濟民族主義，是因為在“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計畫失敗後，該黨沒有一個實質性或令人信服的漸進式再分配計畫，也找不到一個能讓黨內企業代表接受的計畫。正如國家經濟委員會前副主任巴拉特·拉馬莫爾蒂（Bharat Ramamurti）在大選後指出的那樣：“我希望我們在‘重建美好世界’中頒佈了住房、照護和兒童稅收抵免等內容，這樣我們就有了具體的生活成本福利作為基礎。人們應該反思一下，是民主黨的哪個部分剝奪了我們這些議程項目。”相反，拜登竊取了特朗普的想法：右轉退出新自由主義，讓武器工廠運轉起來。拜登延續特朗普政策，大規模擴大軍費開支，拿國家安全作為爭取充分就業和追求進步的社會目標的意識形態理由，就像冷戰時期那樣。反過來，與中國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對抗也為美國堅定不移支持內塔尼亞胡的戰爭提供了邏輯依據：重新開始的大國競爭加強了鞏固美國霸權下的重要戰略地區的必要性。拜登再次延續了特朗普制定的外交政策方案，其戰略是通過解決以色列和引美國為盟友的阿拉伯國家之間、揮之不去的緊張關係（與美結盟的國家，最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海灣國家和摩洛哥，這三國都是特朗普時期所解決的，至於埃及則早在幾十年前的大衛營已經解決了）。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結束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因為它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障礙。建立臨時巴勒斯坦國的想法有朝一日可能會重現，但前提是巴勒斯坦人民必須受到嚴厲的譴責，人口必須大幅減少。
因此，民主黨選民結果沒有動員起來，是該黨在多個層面上矛盾性格的產物。民主黨對相互對立的選民群體負責，這既造成了言辭上的不一致（這個政黨代表什麼？），也造成了有計劃的自我取消。他們是國內法治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擁護者，卻參與了一系列違反國內法和國際法的驚人行為。他們承諾實行新的（羅斯福式的）新政，卻又告誡選民要對他們已經取得的經濟成就心存感激。該黨決策者為實現一個目標而邁出的每一步都會製造出自己的對立面。正是在這種動力下，十年來反特朗普的熱潮，本身雖無不對，卻令民主黨先是採納了特朗普的部分方案，最後又將他重新推上了總統寶座——後者民意支持率達到了新的高度。對特朗普來說沒有什麼比現實更好了。
在本世紀，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回蕩危機炸開了美國政治。它們以四種主要形式反彈到我們的社會和政治中：帝國主義的回歸和無休止的戰爭；去工業化和美國社會的空心化；一個充斥著掠奪性、日益瘋狂的億萬富翁階層的崛起，且癡迷於優生學和長生不老；以及氣候危機（現在已成為經常性自然災害和不斷膨脹的難民潮的根源）。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民主黨人都試圖修復：管理危機、實施救助、縫合一切，並努力恢復正常。在我看來，正是這種取向的形式，以及文化、種族和性別等實質性問題，才是眾多選民經常視民主黨為抑制力量而非賦權力量的根本原因。而正是在民主黨這種抑制路綫下，特朗普的淫穢行為才會讓如此多的人感到是一種解放。
雖然從表面上看，MAGA是一種懷舊，但特朗普運動卻具有巨大的歷史生命力：它創造了新的政治表達方式，開闢了新的政策制定領域（大規模驅逐移民、反變性攻擊、疫苗懷疑論）。這就是為什麼它具有如此大的破壞性。與之相對的，民主黨領導層則只知向後看。只有通過回到過去，民主黨才能平衡兩個互相矛盾的承諾，即既要社會和經濟正義，又想資本主義增長。民主黨試圖重新找回失去的過去。在過去，這些目標是相互包容的。但民主黨卻壓制任何積極的未來願景，只要願景會迫使當權者在各種矛盾的主張之間作選擇。拜登和哈里斯都主張改革。但眾所周知，如果不廢除“拉布”制度並改革聯邦法院系統，這些改革就無法實現。如果做更廣泛的改革，就必須對美國社會和決定美國社會的不民主體制做更廣泛的批判——這種批判與美國“已經很偉大”的形象格格不入。因此，儘管民主黨人有各種不同的政策目標，但他們無法清晰地講述這些目標的含義、如何將它們結合在一起以及如何才能實現這些目標；他們只能堅稱自己不是特朗普——即使這一點也不再完全正確。
幾十年前，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在思考柴契爾主義的勝利時，觀察到工黨在面對英國新興的“獨裁民粹主義”時出現了一個非常類似的問題。由於工黨直到現在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因此這個案例值得認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從工黨那裡汲取了重要的建議；後者最近靠空洞的政綱贏得了壓倒性的選舉——儘管選票數量有所減少——但這完全歸功於他們對手的垮臺）。在此值得詳細引述：
“比如說，我根本不認為工黨現任領導層明白，工黨的政治命運取決於它能否在未來20年構建一種政治。這種政治不是針對一個點，而是針對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對立點，在它們的分歧中，將它們團結在一個共同的計畫中。我認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工黨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其成長能力完全取決於它從各種不同運動中汲取民眾能量的能力；工黨沒有——也不可能——發起黨外運動，因此它無法管理這些運動。它保留了一種完全官僚化的政治概念。如果言論不是從工黨領導層的嘴裡說出來，那它一定有什麼顛覆性的東西。如果政治能激發人們提出新的要求，那就說明當事人已經開始躁動不安了。你必須驅逐或罷免一些人。你必須回到那個虛構的“傳統工黨的選民”那裡，回到那種綏靖的、費邊主義的政治概念那裡；在那裡，群眾劫持專家上臺，之後專家為群眾做些事情——不過是很久之後。這是政治的水力學概念[5]。
這種官僚政治概念與動員各種民眾力量毫無關係。它對人們如何通過行動獲得力量毫無概念：首先是解決他們眼前的麻煩；然後，這種力量擴大了他們的政治能力和野心，使他們開始重新思考統治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他們的政治不再與所有決議中最現代的決議——深化民主生活——相關聯。
如果不深化民眾對國家文化生活的參與，普通民眾就不會有實際管理任何事情的經驗。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到，政治就是要擴大民眾的能力，也就是普通人的能力。而要做到這一點，社會主義運動就必須像20世紀末那樣，用屬於普通人的語言與它想要賦權的人們對話。
你們會注意到，我不是在談論工黨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的政策是否正確。我說的是政治的整體概念：在我們的政治想像力中把握今天擺在英國人民面前的巨大歷史選擇的能力。我說的是關於國家本身的新概念：你是否相信，英國帶著“英國人”的概念，即過去完全由英國在橫跨全球、漫長且災難性的帝國主義征程中形成的所謂英國人概念，都能夠在下個世紀繼續前進？如果你真的這麼想，那你就沒有理解重塑英國人所需要的深刻文化變革。這種文化轉型正是當今社會主義所要做的。”
特朗普重塑了美國人的形象，而要擊敗特朗普主義，左翼也必須做出同樣的努力。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民主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儘管通過其他手段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同樣模糊不清。
自由主義的實質目的與其形式手段之間的矛盾並不是一個新問題。人們可以說——我也想說——幾乎每一個自由主義取得實質性勝利的歷史時刻都是由社會運動促成的。這些社會運動往往不顧自由主義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的抗議，自下而上地達成目標；後者儘管抽象地支援這些目標，卻對運動的手段表示反對。成人普選權、福利國家、法律的平等保護——每一個都是這樣的故事。
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體制力量，不僅在正式的政治領域，而且在大學、新聞界、法律系統、非營利部門，甚至在企業界。他們口口聲聲說特朗普主義對民主和法治構成威脅，卻每天都在努力擊敗自己內部的左翼挑戰者：學生抗議、勞工鬥爭、“過激的覺醒行為”。當他們突襲學生或無家可歸者的營地或搗毀工會時，他們替特朗普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專制的方式重塑了美國人。只有當自由主義建制派不再試圖以保護民主的名義鎮壓左翼叛亂分子，而是將其視為盟友和力量源泉時，才能擊敗特朗普所代表的現象。這並不是因為左翼的思想已經代表了受壓迫的沉默大多數——這是一種虛幻的、自我吹捧的妄想——而是因為只有左翼才能提供一致的願景來對抗右翼的思想。
十年來，自由派一直試圖通過將其視為怪誕的反常現象來使這個國家擺脫特朗普。他們通過法律調查，也通過精心策劃和反復高舉兩黨精英對特朗普的一致評價，來達到這一目的。這只會讓他變得更加強大。特朗普主義無法修飾，因為它訴說著美國社會的真實力量——種族主義、厭女症、階級挫敗感——並為其聽衆提供了一種淫穢的、令人滿意的表達方式。只有通過直接對抗才能戰勝它——不僅僅是與特朗普對抗，而是要與他所代表的事物以及他所設想的美國重塑對抗。稱他的運動為法西斯主義的話，就不可避免地含有非對抗法西斯主義不可的意思。然而，使用這一標籤的人往往不想對抗，這就更加令人痛心。布萊希特[6]曾寫道：“在一個仍然允許抱怨的地方，喃喃自語地抱怨世界的邪惡和野蠻的勝利，或者大膽呐喊人類精神必將勝利，都不需要什麼勇氣。許多人假裝大炮瞄準了他們，實際上他們對準他們的不過一雙歌劇眼鏡罷了。”
自由主義現在帶來的障礙尤其令人沮喪，因為特朗普聯盟存在自身的內部矛盾，與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同構。萬斯（J.D. Vance）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目標似乎截然不同：例如，萬斯讚揚了琳娜·可汗（Lina Khan）[7]，似乎提出了福利沙文主義的願景；而馬斯克則建議解雇可汗，從根本上削減國家開支，故意製造經濟災難。當然，特朗普將以民眾賦權和工人階級憤怒的名義向上重新分配財富和權力。他應該很難做到這一點，很難平衡這些力量。然而，民主黨自己聯盟的配置現狀，已經無人相信他們可以挑動這些矛盾並從中獲利；就像他們無法談論特朗普與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長達數年的關係一樣——大概是因為這樣做也會引起人們對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同樣質問。
如果解決方案像組建第三黨展開正面攻擊那麼簡單，我們早就實現了。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自由派機構加入“抵抗運動”的意願與八年前相比大不如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可怕的：隨著我們社會中的強大力量默契地投靠法西斯事業，實際的抵抗將變得更小、更孤立、更暴露。事實上，他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在宣揚特朗普的風度的同時，也認可了他的政治，而這正是特朗普再次獲勝的原因。自由派企業、新聞界、大學——這些名義上痛斥特朗普的機構——近年來已轉向執行特朗普計畫中的微觀要素，而且似乎不是被迫的。
另一方面，此時我們去捍衛曾經由我們的雇主、代表和自封的代言人所宣示過的價值觀的話，就更難以回避或者搞錯了任務。布萊希特也曾指出：“那些反對法西斯主義卻不反對資本主義的人，那些為野蠻產生了野蠻而哀歎的人，就像想吃小牛肉卻不屠宰小牛的人一樣。他們願意吃小牛，但不喜歡看到血。如果屠夫在稱肉之前洗淨雙手，他們就很容易滿足。”說真話本身並不是解決辦法，但這是必要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第一步。
[1] 編者按，選後公佈的數字也顯示特朗普總得票低於2016選舉。
[2] 譯者注：即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美國最高法院2022年裁決的關於墮胎權的一個案件。
[3] 譯者注：即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美國最高法院1973年裁決的關於墮胎權的一個案件。
[4] 編者按：意謂特朗普之崛起，本身反映社會貧富懸殊太極端，才導致選民接受特朗普的文宣。
[5] 編者按：此處疑似把工黨領導人那種官僚作風比喻為水力學中、液體依靠密封管道及調節液壓來促進液體流動的機械性機制。
[6] 譯者注：德國左翼詩人、作家。
[7] 譯者注：拜登任命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