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與兵頭恩怨情仇錄

安德信

2024年12月3日，當韓國總統尹錫悅為壓制反對派而宣佈戒嚴的消息傳來之後，很多中國青年在社交網路上發出感歎：難道是重演《首爾之春》？

《首爾之春》是2023年上映的一部韓國電影，背景為1979年全斗煥發動的雙十二政變。劇中，以全斗煥（電影為避免官司把主角名字換成了全斗光）為首的政變軍人集團和以張泰玩（劇中名換成李泰臣）為首反政變軍人集團，在為期九個小時的對峙中都試圖調動更多部隊來鎮壓對手，最終前者取得了優勢並成功政變。

然而我們很快看到，尹錫悅是做不成全斗煥的。即使有國防部長、陸軍參謀總長、陸軍首都防衛司令部司令、陸軍特戰司令以及防諜司令官等手握兵權者的支持，但韓軍最精銳特種部隊的基層官兵卻消極執行命令——他們的槍支裡甚至沒有裝子彈。

不過，更像電影般刺激的劇情，有可能正在中國上演。當然，我沒有聽到人們如此談論它，這也是此地的諷刺之處：中國人可以盡情調侃韓國的戒嚴鬧劇，但卻自覺對本國同時發生的高層廝殺噤若寒蟬。

11月28日，中國國防部記者會放出消息，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上將主任苗華涉嫌嚴重違紀，經黨中央研究，決定令其停職檢查。[1]中央軍委是中國的最高軍事權力機構，現任成員包括一名主席、兩名副主席和三名委員。擔任主席的習近平並非軍人，所以苗華可以算是解放軍排名並列第三的將軍。他也是解放軍獨特的“政委”體系中的頂級政工幹部。

實際上，本屆中央軍委原本有四位委員，其中時任國防部長的李尚福已經在2023年8月失勢、10月撤職。[2]幾乎同一時段遭到調查和處理的，還有前任國防部長、上屆軍委委員魏鳳和。[3]雖然中共並沒有給出清洗此二人的細節，但卻在同一天（2024年6月27日）宣佈開除二人黨籍、軍籍。[4]

在過去一年中落馬的高級將領還包括：空軍前任司令員，火箭軍兩個前任司令員，國防大學政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裝備發展部前任和在任副部長，火箭軍副司令員，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裝備發展部副部長，中部戰區副司令員，火箭軍前任參謀長，陸軍前任副司令員，火箭軍裝備部兩個副部長。

中共對於軍事將領的處理原因，往往只是很空泛地描述：違反紀律，腐敗，不忠誠。雖然很多的人審判還沒有結束，不過即使結束也未必會向公眾公開。這就留給外界很多想像的空間。

政治鬥爭的猜測

對於這一年來解放軍的亂局，市面上流傳著兩種主要猜測。一是習近平因為某種原因在搞史達林式的大清洗。二是存在勢均力敵的兩股勢力——如《首爾之春》中演出的一樣；不過雙方是在用政治鬥爭而非兵戎相見的方式互相廝殺。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兩種解釋都是正確的，只是發生在鬥爭的不同階段：先是習在清除異己，後是某一軍人集團開始反抗打擊忠於習的將軍。

這些猜測充斥著海外中文自媒體，也為一些主流外國媒體的中文版文章所報導，在此就不做一一引用，相信大部分關心中國政治的讀者都或多或少有讀到、看到。

希望中共早日倒臺的人們自然樂見其激烈內訌。不過，即使這兩種猜測都只是幻想，中共的日子也未必好過，因為將軍們身陷囹圄是事實。假設這些將軍（以及本文沒有列舉的數量更多的中層軍官）並非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只是罪有應得的腐敗分子和叛徒，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黨和軍隊的選拔和監察體系直到這些人爬升到了如此高層才發現其罪行或為人？又難道是，這個國家存在一些制度性的問題，讓所有層級的官員都不可避免地腐敗和失節？以及，這樣指揮層大規模塌方的軍隊，還有沒有戰鬥力？連最高層都畏戰和通敵（這也是外界對一眾火箭軍落馬將領的猜測），普通人還要熱愛和保衛這個政權嗎？

在大陸的網路環境中，這些問題是絕對的禁區。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沒有或不能在腦海中、飯桌上或公園裡提出這些問題並選出自己的答案。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軍委委員受審查的新聞雖然會很快淹沒於娛樂新聞和購物優惠資訊當中，但上述問題也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般晦澀，聰明的年輕人或許只需要五秒鐘就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斷。

為了給社會大眾營造一個軍隊強大、制度優越的夢幻，如果問題只是腐敗，最好的辦法是讓頂層的腐敗將軍低調交權或退休——正如習近平上臺之前解放軍甚少有高層被捕。

當然也會有人用官方敘事來反駁：習近平（或者党本身作為一個抽象的意識體）認識到了這些系統性問題並且在不加掩飾地展開修正或革新。這個敘事在他的第一任期還頗有信眾，但如今繼續使用的話就存在一個巨大的宣傳污點：如此真誠和勤勉的習主席（以及如同聖靈般的黨），展開了超過十年的“老虎蒼蠅一起打”運動之後，問題並未好轉，那是否凸顯出施政者存在另一個特質——無能？

所以從正常的邏輯來講，這種不顧公眾反應地清洗軍隊高層，最大可能就是有更緊迫的需要——要麼領袖亟需捍衛其權位，要麼領袖的競爭者亟需自保。

這種猜測之所以頗有市場，也因為歷史的先例比比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懷仁堂事件——官方敘事中的“抓捕四人幫”——其實也是類似情況。

北京之秋

如果未來中國像韓國一樣實現了民主化，相信中國電影人會拍出一部不輸《首爾之春》的《北京之秋》（當然片名應該會是其他）來再現這場政變。

1976年十月的中國，和1979年的韓國一樣，也存在領袖去世後的權力真空。毛澤東之死雖然不像朴正熙那麼突然，但其對繼承問題的安排也並不穩妥。在建立國家之後的將近三十年裡，那些曾經頗有接班希望的人選——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紛紛隕落，正牌“太子”毛岸英更是早早命喪朝鮮。很難說清毛澤東在晚年對權力的傳承到底抱有什麼想法：自己同代的革命戰友？更年輕的忠誠下屬？毛氏血親？或許他並不覺得自己大限將至，所以直到最後仍然在維持一種相互制衡的下屬結構：彼時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剩餘成員分別是控制“槍桿子”的葉劍英（國防部長），控制“刀把子”的華國鋒（公安部長），控制“筆桿子”的張春橋（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也是分管文教的副總理），以及徒有虛位的又一個“廢太子”王洪文。

這種安排，雖然不會馬上產生一個新強人來推翻毛的政治遺產（實際也是直到1981年華國鋒下臺之後，中共才開始全面否定文革），但相互猜忌厭惡的各方卻飛速陷入廝殺。名義上的接班人華國鋒自知沒有足夠的威望和實力坐穩大位，便聯合軍權最強的“老帥幫”清洗掉了最狂熱的毛主義者“文革派”和毛的家族成員。

懷仁堂裡雖然兵不血刃，但和《首爾之春》裡描寫的一樣，爭取到壓倒性軍事力量的效忠，是政變者信心的重要支柱。華國鋒和葉劍英謀劃政變的最重要一步，是取得統領禁軍的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人陳錫聯、北京衛戍區政委吳德、司令吳忠等人的支持。結果就是，北京所有軍事力量都是由政變派控制的，自然不會出現首爾那樣雙方部隊拔槍互射的景象。反觀被清洗的一方，掌控的武裝力量主要位於上海，中國太大，遠水解不了近渴。

但如果我們來寫一部穿越小說——《重生之回到1976我是江青》——或許預知歷史走向的主角就要搶先把首都的各路將領清洗一番，換上自己的親信。當然，以“文革派”的實力，即使能預知未來也很難翻盤，但肯定會找一個如張泰玩般願意拼死一搏的將領，上演一齣《北京之秋》，輸也要輸得轟轟烈烈。

對於政變，雖然陳雲有雲“下不為例”[5]，但後續的中共一把手都會防患於未然。比如，中央警衛局局長一定要換成自己的絕對心腹，中央軍委一定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習近平更是在2024年目睹了孟加拉總理哈西娜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倉皇鼠竄，這兩個例子再次證明軍隊支持對於獨裁者的至關重要。但從古至今，獨裁者如何絕對控制軍隊，一直都是一個難題。

忠！誠！

愛看韓國軍隊題材電影的朋友都知道，韓軍士兵在敬禮時會響亮的喊出“忠！誠！”二字。這個口號的推廣者，是政變上臺的朴正熙，而他的結局是遭到其心腹、特務頭子金載圭槍殺。可見，朴正熙自己不忠誠，也沒有獲得下屬的忠誠。

中國軍隊人數更是世界第一，大約200萬。要想獲得這麼多人的忠心，難度遠超韓國獨裁者。有傳聞指出，彭麗媛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6]雖然這個部門的具體職能沒有公開，但讓自己夫人親自去考評幹部（彭的專業是唱歌，恐怕她考評的不是軍事專業水準），可見習對軍隊的忠誠度並沒有把心放到肚子裡。

古典世界裡的忠誠，要麼來自于領袖擁有禮賢下士、愛兵如子、同甘共苦等高尚品質，比如文學作品裡的劉備、宋江；要麼來自于其卓越的武功，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毛澤東都可以算作例子。很顯然，習近平這二者都不占。那麼他構建忠心的方式，大致只有三種：一是洗腦教育，二是利益收買，三是用恐懼來馴化。

洗腦教育可謂是中共的傳家寶。即使是真正的卓越軍事家毛澤東，也要讓全國人民天天背誦語錄、家家懸掛畫像、自己天天上報紙頭版，從而不斷神話自己。習主席的軍事建樹雖然乏善可陳，但也可以通過宣傳軍中反腐、武器發展、民族主義來給自己增添光環。但是，這種洗腦在21世紀究竟有多大效果呢？最近解放軍的新型隱形戰機成為社交媒體熱門話題[7]，連毫不關心軍事的人也會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轉發。但是，人們的評論大都是感歎祖國強大、致敬軍工工作者、欣喜于西方反華勢力難以再指手畫腳等等，並沒有人把對神兵利器的膜拜轉化為對習主席的膜拜。這裡其實凸顯出審查制度的一個“弊端”：因為擔心大家罵，所以“習近平”實際上早就成了僅限官媒可以使用的“敏感詞”；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一個大眾無法使用的符號，是無法獲得很高熱度的——即使所有官媒開足馬力，其輸出的信息量跟十幾億有手機、電腦的人（現在又加上AI也會創作）每日產生的資訊洪流相比，就像把一瓶啤酒倒入標準泳池來試圖灌醉游泳者。如果你把一個接受過12年最官方學校教育的18歲青年送入兵營，他雖然不敢對習總出言不遜，但大概率不會因為上級一句“為習總效忠的時刻到了”就抱著炸藥包去和敵人坦克同歸於盡（對於諾門罕或沖繩戰役的日本士兵來說，做這件事只需要把“習總”換成“天皇陛下”）。

或許習本人也不相信讓每個軍人把“兩個維護”[8]倒背如流就是建立了忠誠，所以他也給出了更實際的利益。比如，據外媒報導，2021年解放軍曾給所有軍官加薪40%。[9]再比如，因為費用昂貴，有人把“教育、住房、醫療”稱為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針對第三座“大山”，2021年頒佈的《軍人及軍隊相關人員醫療待遇暫行規定》就給出了巨大福利——現役軍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都可享受免費醫療[10]。但歷史的經驗是，不管之前的待遇多好，軍隊一旦欠餉，可是要嘩變的。如今的解放軍裡，哪還有多少共產主義戰士和革命軍人？基層官兵不過是打份工罷了。而且由奢入簡難，雖然漲薪大家會念習總的好，一旦降薪也會首先怨他啊。君不見2018年的退伍兵全國維權事件？[11]所以優良的國家財政，是忠誠的重要保障，但這恰恰是2024年中共面臨的重大危機。關於中國經濟的危機，將來會另文討論，這裡不再贅述，總之如果接下來幾年沒有好轉，這第二種方式恐怕也難以為繼。

對於更高層級的軍人來說，漲工資和免費醫療這種小恩小惠就很難收買人心了，所以就要換上“大棒”。2015年，習近平組建了新的軍委紀委，向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分別派駐紀檢組。[12]這一機構便是軍中清洗的主要執行人。《史記》記載，漢代名將“飛將軍”李廣隨衛青遠征匈奴時因迷路貽誤戰機，面對衛青派來問責的人，他說出“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複對刀筆之吏”後便自刎而死。如今的將軍們被捕，除了受到辱，恐怕還要遭到酷刑，所以就出現了新李廣。有報導稱，最近解放軍也發生了兩起校級軍官在接受調查時拔槍打死軍紀委人員的事件，其中一人之後飲彈自盡，另一起則是事主被警衛擊斃。[13]這兩起事件只有孤證，真假存疑，但之前有更加確鑿的例子——前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上將張陽（也就是苗華的前任）在2017年接受調查期間自殺。[14]到底是解放軍領導不夠鐵骨錚錚呢，還是軍紀委的手段過於恐怖？在這種氛圍下，產生類似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忠誠也不足為奇吧。因此有人認為，不存在什麼黨內兩派互相清洗，只是習為了保持威懾或疑心過重，才會出現一輪又一輪的將星隕落。

但恐懼維繫忠誠終究是一種危險的平衡，或許金載圭就是過於害怕領袖的問責，才鋌而走險射殺朴正熙。因此，即使現在沒有，共軍將領因懼生叛的邏輯還是成立的。

“中南海聽床師”的分析

但中國政治評論家們也在努力提出更多軍隊已經分裂的證據。這些證據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純粹的道聼塗説。常見的形式為：“有中共內部人士給我爆料說……”；“有目擊者看到……”；“據說有這麼一份內部文件寫道……”。這種評論家常常被諷刺為“中南海聽床師”，但有時候“聽床師”又能說對。比如，中共官方公開（2024年11月28日）苗華受到調查之前，就有人爆出軍紀委9日就已經將其帶走：北京紅二代微信群裡都在傳，苗華“戴著頭套被眾多士兵抓走”，社區裡很多人都看到了。[15]高層內鬥的消息有意或無意地經過口耳相傳公之於世，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真相也可能是，9日人們看到士兵抓走了另一個戴著頭套的人，恰好對上了苗華落馬的時間。另外，出現時間相近的另一條軍隊高層驚悚傳言——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已死——就沒有得到驗證。而且傳播者也使用了同樣的資訊來源：北京紅二代圈子裡傳出。[16]因此，用這種消息來佐證軍隊的分裂，應慎重聽信。

二是履歷對比。2024年底的清洗對象，很多發跡于陸軍第31集團軍。這只部隊駐紮于福建，而習近平從1985到2002年長期都在福建為官，因此人們認為那些早年就與其相熟的軍官是最忠誠的“習家軍”。於是就有分析人士指出，這些人的落馬一定不是習的命令，繼而得出軍中存在“反習陣營”的結論。首先，習過去和當地駐軍交好應該不假（現在地方大員結交駐軍將領恐怕已經成為禁忌），況且他還長期兼任一些軍隊相關職務，比如福建省高炮預備役師第一政委[17]。其次，確實有一些31軍出身的將領升到高位，比如上文提到的苗華和林向陽。所以，這種分析比道聼塗説要有說服力。但是不要忘了，從2002年到2024年，又是22年過去了，這期間習也會結交更多其他部隊的將領，所以31軍肯定不是他唯一的嫡系。多年來，“空軍就是習家軍”、“東部戰區就是習家軍”、“南京軍區就是習家軍”等說法就不絕于各路小報。[18]然而，從前拿到“嫡系”標籤者，也有落馬的，比如前空軍司令員丁來杭[19]。而傳聞形象更大轉變的是現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曾幾何時，因為他與習近平的父輩是同鄉加戰友，所以貼上了“習家軍”的標籤；現在，評論家又因為他的地位上升（比如出訪越南時受到高規格接待）而想像出他是“反習派”的軍中“帶頭大哥”。從歷史上看，彭德懷、林彪不都曾是毛澤東的軍中鐵杆麼？普裡戈津不也曾是普京的絕對嫡系麼？兄弟、父子尚且會反目，那麼苗華等人的忠心有所動搖或習總要藉故舊項上人頭來殺一儆百也不是沒有可能。

三是文本分析。比如，2024年12月9日《解放軍報》刊文《帶頭堅持集體領導》，強調在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內部，“不管是誰，都要堅持集體領導”，重大問題要由集體討論決策，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個人絕不能淩駕于領導集體之上”。[20]隨後，又有一些軍隊刊物的文章有類似論調。[21]於是乎，很多評論家就認為軍隊在“文宣反習”。除此之外，還有圖像分析，比如某次會議習近平座位安排[22]、水杯數量[23]等異常。冷戰時代，由於缺乏透明度，依據種種蛛絲馬跡來研究蘇聯政局的“克里姆林宮學”曾經頗為流行。如今的“中南海學”可謂是一種傳承。文宣作為中共的重要統治工具，確實包含了很多重要資訊，爭奪文宣機器控制權也一直是黨內鬥爭的重要戰場。但是，中共的文宣本來就充滿了欺騙、偽造、誘導和宮廷陰謀。就像“克里姆林宮學”因為準確率不高而遭諷為“克里姆林宮占星術”一樣，“中南海學”也常常貽笑大方。要讓人們確定習已經失勢，那黨媒、軍媒上的“證據”應該是持續性的——比如從某個時間點之後再也不提“習核心”、“兩個維護”等。但反例很快出現，比如《解放軍報》新年社論就又提到：“過去的一年，全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突出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全軍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24]

其他可能

綜上所述，中共軍隊內部雖然出現了非常大的異常，但沒有決定性證據表明真的存在一個反對派的軍中堡壘，它已奪下習近平的軍權更是難以令人信服。

海內外憎恨習者甚眾，大家都希望他早日步朴正熙或“四人幫”的後塵，那麼按照這個結局來分析時局，自然就會大受歡迎。但講故事的人卻很少解釋一點：既然外人都看到有兩幫人馬在激烈廝殺，為什麼不來個擒賊先擒王？事實上，從這種“二虎相爭”的立論出發，每一個版本的傳聞都存在致命漏洞。

版本一：政變已經發生，習近平已經喪失軍權。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他依然在黨政軍一把手的位置上？其他重要位置（比如政治局常委、各種特務機關的頭子）依然是他的親信？只要位置不丟，習派就有反戈一擊的機會，怎麼會有這麼愚蠢的政變者？

版本二：雙方為了避免黨和軍隊的分裂、避免引發中共統治的垮臺，達成了某種“和平協定”：習把軍權交給反對派軍人集體，保留其他權力。懷仁堂之變的例子已經證明，在中共體制下，沒有軍權，其他權力就是空中閣樓。如果在談判時雙方麾下軍力依然勢均力敵，習是不會蠢到自廢武功的；如果當時他已經完全喪失了軍隊支持，那“反習派”就不會跟一個沒有籌碼的人玩什麼“君子協定”，完全可以直接逼他稱病退休。

版本三：雙方實力均等，又都仔細提防對方使出“懷仁堂手段”，所以維持了鬥而不破。在這個無人機、機器狗、無人戰車都已經投入實戰的時代，劍拔弩張的兩夥人真的可以沉得住氣麼？評論家都說張又俠是“反習派”領頭人，然而他竟然沒有把自己關在地堡裡，而是經常去和習開會。之前“習下李上”傳聞中的李克強，卸任之後很快離奇死亡[25]，張又俠若真的反心，豈能不知夜長夢多？

歷史證明，政變成功的關鍵在於保密和迅速，怎麼可能放出各種蛛絲馬跡讓全世界討論又遲遲不真的動手。

在排除了“反習政變”之後，其實還存在上文沒有提到的可能。在習執政13年之後，他瓦解了所有黨內原有派系，成功一統中共江湖。但習不會長生不老（至少目前的科技來看），他終究也需要將權力傳承。那麼，所有的忠誠追隨者就變成了相互競爭的關係。就像在毛活著的時候，華國鋒和江青都是忠誠的毛派，但他們也會將對方視為繼承對手，並且在毛死後幾周之內就迫不及待地將敵意引爆為政變。這種九龍奪嫡的戲碼在中國歷史上不斷上演，而中共歷史上的和平交接其實也只有最近兩次。

那麼，就存在這樣的可能性：為了未來的安全，為了自己不成為新“四人幫”，不同候選繼承人集團要防止對手全面掌控軍隊，於是就要除掉對手集團內的將領，保送己方陣營的將領。以苗華為首的一眾來自31軍的將領，以及以魏鳳和、李尚福為首的一眾火箭軍將領，可能都是這種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另外，也可能是習擔心自己會變成李隆基，所以要擇機削弱過於急躁的繼承人集團。要知道，現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公安部長王小洪、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中央黨校校長陳希、中央宣傳部部長李書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等人也是福建人或曾長期在福建任職，同樣有可能與31軍將領形成同盟。所以，清洗31軍不一定就代表了有一個“反習集團”，也可能是“習派”內鬥的結果。

中共黨和軍隊的內部關係是動態的，每時每刻都可能出現新的結盟、背叛、陰謀或對抗，所以本文提到的所有傳聞，即使最離譜的，也都有可能在未來成為現實。但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對這些傳聞有所期待，就像期待美國大軍會神兵天降消滅中共一樣，更像是一種精神鴉片：如果等著“王師”前來解放，或著黨內進步力量再來一次“打倒四人幫”，就可以獲得解放，那就會削弱自主抗爭的動力。

會思考的士兵

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國作家韓江在瑞典領獎時恰逢尹錫悅宣佈戒嚴，而她的小說也恰恰以韓國歷史上的戒嚴為背景。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她談到了自己對戒嚴士兵的觀察：“許多人顯得很矛盾，猶豫不決，仿佛在與自己的良知搏鬥。從發佈命令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可能顯得很被動，但從普世價值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猶豫不決是一種主動的思考、判斷和尋找解決方案的嘗試。”[26]

韓國現在的年輕士兵，是實現民主化之後出生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受到的教育和社會塑造出的認知，造成了對戒嚴命令的抵觸。

中國雖然從未實現民主化，年輕一代也依然在接受著偏激的民族主義教育。但我相信，2025年的中國士兵，依然是和1989年有區別的。整體來說，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互聯網，有更多的資訊管道，接觸過更多外部世界和更加多元的價值觀——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進步主義的——這些都會抵消最反動、最愚昧、最落後的忠君愛黨洗腦。

當我們談論軍隊的忠誠時，其實存在兩個層面。一是軍隊會不會主動發起政變來推翻領袖，以及基層官兵會不會追隨這種政變。二是當領袖發出荒謬命令時，軍人會不會在良知和忠誠之間選擇後者。目前來看，習尚可以維繫第一層的忠誠，但對於第二層，恐怕他也不確定。

不論是2014和2019的香港抗爭，還是2022年的富士康暴力抵抗和白紙運動，中共都沒有敢動用軍隊。當然，也許是因為這些反抗的級別尚不需要出動軍隊。但隨著經濟全面惡化，失業、欠薪、養老、醫療、司法不公、投資失意等議題都可能激化為全國性矛盾。

最近發生在陝西蒲城的抗議[27]，就再次顯現出員警和特務機關在對付大規模街頭抗議時的狼狽。如果類似烈度的反抗在大城市爆發，那動用軍隊將成為習的最後手段。到那時，不光是士兵，將軍們也都有可能做出關於良知與愚忠的思考——從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拒絕將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到羅馬尼亞國防部長米列亞寧可自殺也不願執行齊奧塞斯庫的開槍鎮壓命令，都是令人敬仰的例子。

或許，習對軍隊的頻繁清洗，也是為了找到最兇殘愚昧的將軍，以便將來最荒謬的命令也可以有人執行吧。

[1] http://www.mod.gov.cn/gfbw/sy/tt_214026/16354898.html

[2] https://www.dw.com/zh/%E4%B8%AD%E5%85%B1%E7%9A%84%E9%BB%91%E5%8C%A3%E5%AD%90%E4%B8%93%E5%AE%B6%E5%A6%82%E4%BD%95%E7%9C%8B%E6%9D%8E%E5%B0%9A%E7%A6%8F%E4%B8%8E%E7%A7%A6%E5%88%9A%E8%A2%AB%E5%85%8D%E8%81%8C/a-67213339

[3]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9716.htm

[4] https://www.mva.gov.cn/sy/xx/gfxx/202406/t20240628_426453.html

[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5001

[6] 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40505-3585602

[7]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41226-%E7%BD%91%E4%BC%A0%E4%B8%AD%E5%9B%BD%E7%AC%AC%E5%85%AD%E4%BB%A3%E6%88%98%E6%96%97%E6%9C%BA%E6%88%90%E9%83%BD%E8%AF%95%E9%A3%9E-%E6%AD%BC-20%E4%BC%B4%E9%A3%9E

[8] “两个维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8年9月提出的政治口号，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9]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0124-%E6%B8%AF%E5%AA%92-%E4%B9%A0%E8%BF%91%E5%B9%B3%E5%B0%86%E7%BB%99%E5%86%9B%E9%98%9F%E5%A4%A7%E5%B9%85%E5%8A%A0%E8%96%AA

[10] https://tyjr.sh.gov.cn/shtyjrswj/sjxx/20231110/57186e1ee51f4cd194f6d4d391b6ce29.html

[11]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626/china-veterans-prot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