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劉麗君
翻譯自 Left Voice 左翼之聲
03/16/ 2025
三位美國的左翼知識份子與政治活動家分享他們的政見，包括特朗普對工人階級與受壓迫人民權利的攻擊、與民主黨的割席，以及社會主義者在此刻的角色。
從第二屆任期一開始，特朗普就大肆攻擊移民、跨兒、和支持巴勒斯坦運動的。這屆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由埃隆-馬斯克和他的DOGE（政府效率部）團隊所代表的財閥接管，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狂熱的反權利部署，取悅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基本盤。政治形勢的變化要求左翼對其進行仔細分析，並重新評估我們自身的力量和政治行動。
左翼之聲（Left Voice）相信工人階級、受壓迫者和整個左翼都需要我們自己的空間，來對策略和分析進行公開辯論。基於這種精神，我們向美國三位主要的左翼知識份子和政治活動家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內，左翼的主要挑戰與機遇是什麼？我們要求他們將答覆限制在 500 字內。以下是他們的回答。
沃倫·蒙塔格(Warren Montag)
沃倫·蒙塔格（Warren Montag）是加州洛杉磯西方學院的英文教授。他著有《身體、群眾、權力：斯宾諾莎與他的同代人》（Verso, 1999），《阿爾圖澤與他的同代人》（Duke U Press, 2013）以及其它著作和論文。
左翼今天面臨的現實確實令人警醒。這是對工人階級、有色人種、婦女和酷兒社群在過去一個世紀所贏得的每一分得益最明目張膽和影響深遠的攻擊。此外，統治階級中的一大部分已經得出結論：連美國選舉制度的形式民主，很可能也成為新勢力的障礙，一種對資產階級專政，對其要實施的永久但又尚未公布的例外狀態的障礙。在這種狀態下，作為君主的特朗普將不允許法律或習俗限制他的行動。他復活了一個沉睡了近一個世紀的夢想：一個沒有監管或稅收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個公共服務幾乎完全私有化的世界。特朗普的治國大綱，就是資產階級無限獲利，並通過終止集體談判權、驅逐（移民與異見者）出境，和國家與非國家的暴力鎮壓，來防止人民另有所求。他找到了一個分化工人階級的有效方法，那就是採取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打擊多元主義的制度建設，以反擊他所謂「反白人的種族主義」，反擊所謂反基督教的覺醒文化（wokeism）。
在邊境「危機」、空前的犯罪浪潮、「覺醒文化」等偽命題上，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真實問題上，民主黨採納共和黨的世界觀，並加上一點點内疚感，為其基礎選民提供恰到好處的特朗普主義。就像 2021年國會山莊騷亂的情況一樣，民主黨人對於特朗普近期「救國者不違反任何法律」的宣言作出了手舞足蹈的回應，並大談憲法危機。他們對特朗普的反對不過是含糊其辭的法律行動威脅，而他們很清楚最高法院裡擠滿了特朗普支持者（其中不少人是在民主黨的幫助下上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真正的問題是，民主黨要墮落到什麼程度，左翼才會明白它沒有能力應對特朗普所構成的威脅，而應對這種威脅的措施等不到 2028年甚至2026年。
左翼必須研究內部策略，以應對一連串看似隨機的攻擊。特朗普和他的小圈子已經研究過對陣的主要防綫，找到法律的漏洞，確定現有法律無法輕易執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策略沒有弱點。在這些弱點中，抵抗大遣返的運動最能夠提供機會，既讓極右陣營慘敗，同時建立一個能改變敵我對比的民眾運動。事實上，這場運動主要是由無產階級移民社區在反對種族壓迫的鬥爭中自發組織起來的。這意味著階級團結需要積極且堅定不移地支持那些受到攻擊的人，而這也是打敗統治階級攻勢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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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迪·迪恩 (Jodi Dean)
喬迪·迪恩 (Jodi Dean)是美國的政治理論家，也是紐約州霍巴特與威廉史密斯學院政治科學系教授。她著有多本著作，其中包括《共產地平線》（Verso, 2012）、《人群與黨派》（Verso, 2016）以及《資本的墳墓》 (Verso, 2025)。
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為左翼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機會，讓我們可以說出敵人的名字，識別我們的朋友，並為社會主義建立群眾運動。
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讓所有人看到，他的統治將是億萬富豪的統治。坐在顯眼位置的是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 和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同時出席的還有 米麗亞姆·阿德爾森(Miriam Adelson)、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伯納德‧阿諾特 (Bernard Arnaut) 和 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等億萬富翁。特朗普授權全球最富有的馬斯克砍掉美國聯邦官吏系統。馬斯克的DOGE（政府效率部）已經解雇了數以千計的聯邦員工，這些機構包括社會安全局、國稅局、國家衛生研究院、退伍軍人事務部以及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這些機構深遠地影響著數以億計美國人的日常生活。
我們也有機會弄清楚誰是我們的朋友——絕非民主黨。民主黨可以說比沒用還要糟糕。他們是共犯。警惕億萬富翁階級並反對他們並不難。但民主黨卻沒有提出任何有意義的反對。他們也視億萬富豪為重要選民，或至少認為他們太有權勢，不能冒險疏遠。因此，像哈基姆·傑弗里斯(Hakim Jeffries)這樣的領導人含糊表示，他們無能為力，並願意與共和黨人合作。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這樣的頂尖策略家建議民主黨倒戈裝死。沒有反對黨並不是危機。我們已經知道，民主黨是社會運動的葬身之地。這一次，我們可以透過工會和草根組織，為抵抗運動注入活力。民主黨不適合我們，我們也不需要他們。
我們現在有了一個真正的機會，為社會主義建立群眾運動。從下崗的聯邦勞動者、到跨兒及其家庭、退伍軍人、移民等等，特朗普的攻擊已經激起了廣泛的勞工階層的反對。如果說左翼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分裂，那麼特朗普同時攻擊所有事物本身提供了機會。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正與億萬富翁階級在多個戰線進行同一個鬥爭。
我們有巨大的機會來指出敵人、認識到民主黨不是我們的朋友，並團結我們的鬥爭，這並不意味著未來幾年會過得很容易。但我們在新冠大流行時期的互助、聲援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議、巴勒斯坦團結運動、復甦的工會運動和移民權利網路所建立的關係和經驗，給了我們一個鬥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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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 Li
Promise Li 是來自香港和洛杉磯的社會主義寫作者，也是 Tempest Collective 的成員。他在洛杉磯華埠組織租客聯盟做組織工作，並曾活躍於高校工會組織。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將美國海內外的工人階級群體推入了一個新的危險時代。他在多個方向上發動貿易戰，特別是加強了與中國帝國主義對抗，激化了地緣政治衝突。在巴勒斯坦和烏克蘭反抗以色列和俄羅斯的殖民佔領中，特朗普加深了對這些地區的帝國主義剝削。這種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什麼發展策略，相反，他的政府正在拆除福利國家的殘餘，削減聯邦對教育和環境保護的支持。大多數民主黨政客都沒怎麼反抗，也有些人在參與推行極右翼政策，例如大遣返，其他人甚至吹噓他們自己可以更有效率地執行這些政策。
因此，面對極右翼的進攻，我們處於守勢。特朗普政權尚未代表完全茁壯的法西斯主義，但無疑正在奠定基礎。雖然他的政府缺乏強有力的授權，但他的第二任期已開啟了威權主義的迅速擴張。特朗普第一屆任期內的激進極右勢力，如「驕傲男孩」(Proud Boys)，仍然組織涣散。但極右運動正以新的方式進行動員。他們在種族上也變得更多元話，尤其在小資產階級移民中。猶太復國主義者通過暴徒攻擊，特別是針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者的全面人肉搜尋（來進行網上欺凌）。我們必須注意極右運動如何演變，如何肢解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並將國家鎮壓推向法西斯主義的恐怖。
最近的鬥爭，從巴勒斯坦團結運動到勞工起義，都是左翼在幾十年的失敗後重建的重要里程碑。但這些努力在極右翼的反擊之下，是不平衡且脆弱的。儘管如此，左翼仍有機會，因為普通美國人對民主黨經歷了歷史性的信心危機。社會主義者必須在反對極右翼的行動中，爭取政治領導地位。我們必須圍繞獨立的政治訴求，廣泛集結工人階級和盟友的力量，打破民主黨建制派的共識。比如我們應該圍繞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的綁架事件組織起來，認識到這是美國好戰政策的延伸，而我們的政治體系不僅不會解決問題，反而在延續問題。我們必須拒絕把哈利勒的綁架事件貶低為公民自由問題的企圖。
事實上，美國人正在民主黨領導之外，重新發現如何透過大眾動員來抵抗。洛杉磯在二月份見證了這一點。移民高中生組織了一週的大規模遊行，在全郡反對遣返移民。社會主義者與工會成功組織抗議活動，撤銷了兒童醫院禁止跨性別青年接受性別肯定照護(gender-affirming care)的禁令。然而這些運動不會自發地持續。來自不同傳統的社會主義者必須與激進的工人及邊緣化的社群結盟，共同發展政治策略。我們必須重建抵抗的基礎架構，以鞏固和捍衛我們的隊伍。唯有如此，以群眾為基礎的革命政黨才能出現，與兩黨制抗衡。
僅有政治建議是不夠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在實踐中貫徹這些建議，以贏得勞動人民的支持。我們必須成為最熱誠、最有活力的組織者，在從殘障正義到租戶權利的各個戰線上與壓迫作鬥爭。最大的挑戰在於，我們不只是為了組織而組織，而是要組織我們的社群走向階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