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3 月 11 日，紐約市爆發示威，要求釋放巴勒斯坦學生抗爭者、哥倫比亞大學近期畢業生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警方拘捕一名學生。（Michael Nigro／Pacific Press／LightRocket，經 Getty Images）
作者：賓・博吉斯（Ben Burgis）
原載：https://jacobin.com/2025/05/rozos-nyu-cancel-culture-israel
美國右翼版「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最新一例，是紐約大學（NYU）學生羅根・羅素（Logan Rozos）在畢業致辭譴責加沙地帶的種族滅絕，校方因而暫緩頒授學位。往日，保守派曾經批評左翼煽動「覺醒」（woke）的暴民，如今，自己卻也學了這本事。
紐約大學應屆畢業生羅根・羅素（Logan Rozos）在畢業典禮的演說之中，譴責「正在巴勒斯坦發生的暴行」。校方對此震驚不已，為觀眾因「遭受」這些言論受到傷害而致歉，又稱羅素「濫用了所賦予的榮譽」。
然而，校方的回應不止口頭譴責。他們更決定扣起他的畢業證書。要是我們撇開演說的政治內容，這看上去，根本與右派幾年前大肆抨撃的那種校園事件無異：怯懦的大學官僚向「玻璃心」的抗爭者低頭，荒謬地為觀眾「遭受」不中聽的言論道歉，彷佛年青人行使言論自由，是一種暴力。
羅素可有一直依循學界的規矩。他交了學費（平均每年高達六萬美元）、科科合格，甚至表現優秀，足以躋身畢業典禮講者之列，卻因政治立場與政府不同，遭受懲處。「覺醒」的暴民太過火了吧！
與幾年前不同的是，現在暴民之中最吵鬧的，都是保守派。
「取消文化」左與右
猶記得當年右派曾經猛烈抨撃「取消文化」，擔心好人因犯下微不足道（甚至子虛烏有）的過失而遭到批鬥。受害人面對口誅筆伐，固然極不好受，更要承受現實生活之中的種種後果，例如失去工作。保守派尤其憂慮的，是大學校園裡各種對「偏見」的指控，以及對少數群體所承受傷害的描述，往往誇大其詞、不盡不實，藉以打壓言論自由。
右派的憂慮，無疑經常言過其實，甚於荒誕。然而現象本身，卻是確有其事。記者及電影製作人莊・朗遜（Jon Ronson）就在著作《看來你被公開羞辱了》（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討論了背後的部分社會趨勢。
互聯網讓我們過度窺探各人的生活，而盈利至上的社交媒體公司，透過演算法鼓動無謂的紛爭、輕率的指控。我和其他人當時就指出，這大趨勢與左翼的內部分裂與指責文化有所關連。
這種行為的背後，是左翼的政治無力感，使他們趨於內向、多疑，形成一種適得其反的道德潔癖，而非付諸實質的政治行動。當你打敗不了剝削人民的老闆和地主，或者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至少還可以清算懷疑「不夠自己人」的「自己人」，從而獲得一點快感。音樂人高南・紐通（Conan Neutron）就曾對我說：「倘若無法伸張正義，至少可以情緒發洩。」
右派看在眼裡，當然是求之不得、幸災樂禍。廣受歡迎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的 2021 年大會主題，正是「不被取消的美國」。右派意識到大眾對「進步派批鬥」的反感，正中下懷，隨即把一切不喜歡的事情都套上「被取消」之名。
昔日奉為英雄的偉人，自由派和左翼說要重新檢視 — 這算「被取消」。所有人，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到前英國首相邱吉爾 — 通通「被取消」。有公司犯眾憎，因為污染水源、販售殺害兒童的武器、抬高藥物價格 — 明明是死物，也都「被取消」。最終，當這個策略開始失效時，右派又轉而不斷聲討「覺醒文化」（wokeness）。
如今，右派看上去越來越像誇張版的「超級覺醒」暴民。國會裏，是共和黨人主導著「校園反猶主義」的聽證會 — 雖然學生抗議的其實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根本與反猶無關。
這波「批鬥」令大學校長接二連三倒台，歡呼的，是保守派。說猶太裔學生感到「不安全」、威脅暫停聯邦撥款，以逼使大學採取荒謬的「反猶」定義和嚴苛的管控，是特朗普政府。（我們還未提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雖然是合法永久居民，卻因行使憲法保障的權利，就議題發聲，而被拘留及面臨驅逐出境。）
事實上，與非猶太裔學生一樣，猶太裔學生對以巴問題的看法，存在嚴重分歧。任何對聲援巴勒斯坦運動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參與者之中，猶太人佔比從來都很高。但「新覺醒右派」才不理會這些。任何身份政治，往往喜歡忽略邊緣群體並不是只擁有「群體意識」的單一整體。
在針對「覺醒」的文化戰（culture war）之中，保守派經常批評「覺醒」進步派強推一種極度籠統的論述，把不喜歡的一切事情，歸咎於美國建國時的種族原罪。這雖言過其實，但也不無道理。
《紐約時報雜誌》的長篇史學報導專題《1619 項目》本來聲稱，美國「真正」的立國年份並非 1776，而是首批非洲奴隸運抵維珍尼亞州的 1619。這後來在電子版被悄悄刪除，但其餘內容仍寫道：「幾乎一切讓美國真正與眾不同的，均源自奴隸制度以及背後所依賴的反黑人種族主義。」
這套籠統的論述，等於認為種族不平等，不是歷史上某時、某地、某些經濟文化元素剛好結合而成的產物，因而總是不斷轉變。相反，這種論述統統視之為一成不變的力量，它跨越好多世紀，是一股足以全盤解釋一切的單一力量。這種觀點，讓政治立場各異的許多歷史學家都感到不滿。其中一例，是《1619 項目》聲稱 1776 年的美國革命，很大程度是為了維護奴隸制度（項目後來「澄清」不再保留這個似乎站不住腳的說法）。
然而，相比保守派，《1619 項目》可謂嚴謹的歷史研究。畢竟，奴隸制度與種族隔離，的確曾經存在過。但保守派的論述，卻籠統地把歷史長河之中的諸種惡行混為一談，藉以打擊校園的言論自由。他們口中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把當今的溫和自由主義學術思潮，與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一概而論，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大學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去年，正值反對以色列的抗議浪潮的高峰，克雷格・德盧茲（Craig DeLuz）在《沙加緬度觀察家報》（Sacramento Observer）撰文道，對那些「在自己校園裏活於恐懼之中」的猶太學生感到「心痛」。與最癲狂的「覺醒」自由派一樣，德盧茲認為此議題上的所謂分歧，實為偏見，而他所不喜歡的政治言論非但有錯，更是有害。即使大量「受害群體」的成員與他立場相反，仍無法動搖他。
這波所謂的校園反猶浪潮，因何而起？德盧茲自有解釋：學生被教授灌輸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爭」的論述，背後是「大學走向馬克思主義洗腦的長期趨勢」。
同樣地，國會議員伊麗絲・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數週前接受霍士新聞（Fox News）訪問時，被問及總統特朗普「整頓大學」的行動，說道：「我們需要專注於工程、數學、科學和古典學科，但這些大學培養的，卻不是新一代的領袖，而是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
針對類似以上的觀點，《時事》（Current Affairs）雜誌的編輯納森・羅賓遜（Nathan Robinson）提出了一些簡單但重要的看法。首先，儘管相關的研究調查不多，但現有數據顯示，只有極少數的大學教授自稱馬克思主義者。這極少數之中的大多數，又很可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為一種歷史或社會學的分析框架，而非實際的政治立場。至於那 97% 不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教授當中，擁有激進社會主義理念的人，可是少之又少。
此外，羅賓遜指出，大學最熱門的科目離不開商科。又有誰會認為，商科學生正被馬克思主義洗腦呢？保守派在校園內固然屬於少數，但保守派與馬克思主義之間，仍存有很闊的政治空間。羅賓遜指出：「如果你把『馬克思主義』重新定義為『中間偏左的自由派』，或可辯稱學術界有馬克思主義傾向」，但只要稍有知識誠信，論點很快便不攻自破。
這套論述最狡猾的，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實際定義，縮小至任何「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這樣看思想史，實在非常奇怪。
如果你硬要這樣看，任何有關壓迫與支配的說法，與其他有關壓迫與支配的說法，確實有幾分相似。舉例來說，若把「女性」換成「勞工」、「男性」換成「資本家」，那麼一般的女性主義，聽起來也有點像馬克思主義了。
但當然，如果你把市場自由放任的倡議者（libertarian）的文章之中，所有「納稅人」換成「勞工」、「政府官僚」換成「資本家」，這聽起來也有點像馬克思主義。正如哲學家華特 ・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在另一情境中指出，如果翻閱《新約聖經》，將所有「上帝」換成「雅利安人」（Aryan），那麼耶穌聽上去也有點像希特拉了，但這又能證明什麼？
認真而言，假如所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論述均屬「馬克思主義」，那麼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比馬克思本人還要早上幾千年。但論述最陰險的，是任何對於社會不公的觀察或異議，都會自動成為論述所針對的全盤性歷史之惡的佐證。
換言之，右翼版本的「覺醒」和「取消文化」，有著進步派版本的最惡劣特質，例如敵視言論自由。然而，前者遠遠更為危險，因為坐擁權力更多，道德底線卻是更低。
以往嘲諷自由主義對言論自由辯護的社運人士，從未有能力把政敵送進入境及海關執法局的拘留所。進步派版本的「覺醒」和「取消文化」，至少還算有道德理想，期望消除歧視與偏見；新的版本，卻把任何關注和反抗壓迫的行為妖魔化。對此，馬克思對於歷史如何重演的理論，可是正好倒轉了：先上演的是鬧劇，現在，來的卻是真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