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以凡

長年以來，台灣的勞工運動雖曾在工廠和街頭掀起波瀾，卻始終難以轉化為一股政治上的獨立力量。即使勞工在社會中佔有壓倒性多數，但在政黨政治中卻總是扮演邊緣角色。這種政治缺席不僅限縮了勞工運動的發展，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

回顧歷史，勞工運動的政治缺席並非偶然，而是制度性壓制與歷史創傷交織的結果。戰後的國民黨政權在威權統治下對工會採取全面控制。台灣省總工會等官辦體系一方面穩固統治基礎，一方面也壓制任何獨立勞工力量的萌芽。即使在 1987 年解嚴之後，勞工運動逐漸突破框架，成立自主工會、發動罷工與遊行，仍難以擺脫政權長年植入的結構性控制。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台灣出現一波工運活躍期。桃園客運罷工、鐵路司機員罷工、遠東化纖抗爭等事件打破沉默，象徵著獨立於黨國控制的自主工運覺醒。這些運動初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政府的回應既有讓步，也有鎮壓，例如遠東化纖罷工遭到鎮暴警察強行驅散，勞工領袖也面臨法律起訴。這個階段亦誕生了多個關鍵組織，例如主張以法律倡議為手段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以及具群眾動員能力的「台灣勞工陣線（勞陣）」與「勞動人權協會（勞權會）」。然而，這些組織之間因政治立場與策略上的分歧，並未形成聯盟。勞權會在統一立場上較為鮮明，勞陣則因與民進黨的密切合作，常被視為具有「親綠」色彩。

正是這種「統獨意識形態先於階級團結」的現象，使得台灣勞工運動始終無法凝聚為穩定的政治力量。舉例來說，1990 年代後期，勞陣內部曾出現「紅燈左轉」派系，主張從工運實踐中發展出獨立的階級政黨。然而，在統獨問題愈發主導台灣政治的背景下，這類主張非但難以擴散，甚至在內部就遭遇激烈抵制。因此，許多工運組織寧可與既有政黨結盟，寄望於體制內的改革。

台灣勞工也並非完全沒有嘗試組建政黨。1987 年成立的「工黨」，以及之後分裂出的「勞動黨」，都是希望以勞工為基礎建立政黨的嘗試。但這些政黨普遍規模有限，面對選舉制度與媒體結構的不利條件，很快便被邊緣化。至今仍活躍的少數左翼政團，雖持續參與社會運動，卻仍尚未形成一股足以威脅主流政黨的力量。

造成這種困境的另一原因，在於台灣的兩大主流政黨具備極強的吸納能力。無論是國民黨以基層服務滲透社會系統，或民進黨憑藉民主改革的形象吸納社運人才，皆成功「消化」了勞工運動潛在的政治動能。在台灣，勞工往往不是作為「階級」被動員，而是作為「選民」被整合進不同政黨的選舉機器。這種情況下，勞工運動的領袖常面臨抉擇：是繼續默默守護獨立的勞工組織，還是憑藉運動累積的資歷投入主流政黨？歷史上，多數人選擇了後者。

此外，隨著資本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趨勢，台灣的產業結構不復以往，使得勞工群體更為分散。數位平台的崛起、零工經濟的擴張，更使得工會組織難以涵蓋這一類新型勞動者。勞工身分日益流動化、個體化，導致組織難度提高。這也讓過去以廠場為基礎的集體動員模式難以複製，取而代之的是鬆散的聯盟與臨時性的行動網絡。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建構勞工獨立於主流政黨的政治意識，自然更為困難。

2024 年，台灣選舉政治出現新格局，進入三黨鼎立的「三腳督」時代。選前，勞工團體曾舉辦「工辦勞動政見發表會」，質詢三黨各自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對關鍵勞工議題有何立場。他們可能希望這種新的政治格局能為自身創造機會，使勞工訴求被更廣泛的大眾聽見。某些團體將三黨體系視為與較小政黨結盟、並作為關鍵少數發揮影響力的機會；其他團體則對當前政治結構的變化是否有利勞工，持懷疑態度。

然而，2025 年接踵而來的卻是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國武力的威脅彷彿一片烏雲籠罩著台灣。「統獨意識形態先於階級團結」的魔咒再次發威，主流政黨的選舉機器也馬力全開。台灣勞工不是成為「反中」生力軍，就是被捲進「反綠」浪潮，勞工運動仍在邊緣地帶掙扎發聲。

從國際經驗來看，單靠工會本身要走向政治自主，從來都不是易事。在民族認同強烈壓過階級政治的條件下，台灣與香港都有相似的困境，大眾雖參與政治，但往往侷限於藍綠／藍黃的身分選擇，而非從自身勞動處境出發。因此，若只是期待從工會內部培養政黨主體，必然面對持續挫敗。面對未來可能的社會與政治動盪中，唯有深刻理解全球經驗的普遍性，才能避免陷入短視與無力的輪迴。在「維持現狀」的幻象逐漸瓦解之際，或許正是少數人重新思考政治想像與組織方向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