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p Seol
譯者：Kan
Kap Seol 是居於紐約的韓國作家和研究員，文章散見於Labor Notes, In These Times, Business Insider 及其他媒體。2019年，他於韓國獨立媒體《Kyunghyang》發表調查報導，揭露一人曾謊稱自己是1980年韓國光州民主抗暴期間被派駐當地的美國軍事情報人員。
《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 https://sharps.or.kr/chinese
〔編者按：本文報道南韓三星工會與《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HARPS）的糾紛，也涉及工會領袖接受資方優惠的爭議。本文簡介了有關事件及其所折射的韓國工運危機。〕
正當南韓媒體聚焦在總統提前大選之際，代表三星工人的工會卻爆出一宗重大醜聞。這是一則關於韓國有組織勞工所面臨的困難的警世寓言。
去年，一場由三星工人領導的歷史性罷工，這間韓國電子公司的足跡可說是遍布全球[1]。可是，發動罷工的全國三星電子工會（National Samsung Electronics Union – NSEU)在罷工後卻重蹈了南韓工運的覆轍－一種長期被用來分化工會領導層與基層會員的制度性弊病。
這個僅在2019年成立的工會，擁有超過三萬名會員，其去年七月發起的罷工引起了全球企業與工會組織的廣泛關注。在很多方面，這場罷工都帶來了很大突破。
三星公司四十年來都執行嚴格的「零工會政策」，工人卻能帶來首場罷工。不單如此，這場也是首次就著工資透明度引起的罷工，涉及一項具爭議性的獎勵標準。同時，這也是第一次在全球晶片產業中的重要罷工，而這產業的擴張背後一直以工業安全為代價。
然而，這場罷工在一周之內就完結了。儘管工會成功招募會員參加罷工，NSEU仍然只代表大約四分之一的三星製造業工人，未能完全令晶片生產線停擺。三星資方的強硬態度亦打撃工會會員的士氣。
2024年11月，工會領袖與三星終究初步達成了四點集體談判協議，當中包括提高工資。工會領袖將協議付諸會員表決，但沒有公開工資的增幅，結果，近三分之二會員否決這項協議。雖然如此，針對工會領袖的不信任動議並未通過。
今年3月，工會會員通過了新的集體談判協議，當中包括基本工資最多增加3％、積效獎金平均增加2.1％，上限為5.1%。至於新獎勵制度EVA（ecnomic value added，姑譯為「增值」），工會則未能制止。這項制度令工作表現和報酬脫鈎，是促使工人罷工的導火線。不過，協議仍要求勞資雙方成立專責小組，改善表現評核制度。
一個月後，一個工會成員Han Gi-Bak公開揭露七個工會成員獲得三星資方的額外工資增幅。根據Han的新員工合約當中的一節，筆者發現他的工資增幅為6.2％，其中獎金增加了1.5％。這增幅不單高於工會通過的協議上限，更不合理的是，工會全職成員根本不需要經過管方的表現評核。
Han告訴筆者，這次秘密加薪只是證實了一個月之前NSEU主席Son Woo-mok的說法。根據告密者所言，Son在一次會議中（在確保一切沒有紙本紀錄之後）表示三星管方曾口頭承諾工會領袖會得到額外的加薪幅度。
這種額外加薪或者會令工會人和南韓外部的觀察者感到疑惑，受薪工會成員原則上應該由工會會費中支薪。然而，在南韓的脈絡下，資方支薪予受薪工會成員是長久以來的做法。
1950到1980年代間，南韓的獨裁統治僅容許企業工會存在，當時，資方負責支薪予工會成員，以此分化工會領袖和一般會員的利益。民主化抗爭於1980年代末峰起，同時見證著近代史中最富活力的獨立工會運動興起，南韓工會領袖此時將這種傳統解讀為管方對獨立工會的認可。
及至2010年，無論是獨立工運旗手韓國民主勞總(KCTU)還是較溫和的韓國工會聯合會（FKTU）都反對立法禁止資方支薪予工會成員。有見及此，政府則提出工會法修正案回應。實際上，該修正案容許企業資方繼續按工會規模以「補假工資」的名義向工會成員提供報酬－是一種類似休假安排的做法。
這一再被重新詮釋的歷史遺產，與南韓工運一直以來無法超越工作場所為本的工會體系、邁向真正的產業工會制度有關。缺乏產業工會的資源意味著很多小型工會習慣了依賴管方支薪予工會成員。同樣地，這做法看來也減少了工會轉化為產業工會的誘因。
工會和僱主都曾試圖遏止成熟的產業工會主義（或譯「工聯主義」，「工人聯合起來」之意）和行業談判方案。2022年12月，現已被彈核的尹錫銳政權打撃貨車司罷工，當時工人正爭取增加最低運費，以保障所有貨車司機。2023年5月，全國建築業工會的地方領袖Yang Hoe-dong在一個示威中自焚，抗議政府將工會長久以來的一些組織手法刑事化。兩個工會及後都一蹶不振。
三星長年以來都以其金融資本打撃工運。2014年，一位合約工人因抗議三星打壓工會而自殺，三星與警方合謀，向其父親行賄，要求他授權警方把他兒子的屍首留在停屍間。後來這位父親將賄金都花在睹桌上。2015年，三星試圖瓦解一個三星職業病受害人的倡議團體Sharps，資方向一些受害人大灑金錢，要求他們脫離組織。
在Han 揭發工會領袖獲得資方發薪事件之後，工會解僱了他和另外三個代表。在早前的罷工後為NSEU擔任職安顧問的Sharps，不意成為了為他們爭取復職的核心。「有力的集體談判是我們的希望所在，令三星的工人可以安全工作，不用為工作押上生命，」Sharps 的職員Kwon Yong-eun告訴筆者，他回想起令數百個年輕工人死亡或致殘的三星職業性血液病集體案例。
兩個工人團體因而爆發了少見的衝突，NSEU堅決否認指控，並向Sharps發信，要求Sharps停止聯署並警告會向之提告。「這封信甚至沒有要求回應，」Kwon說，「三星也不曾向我們發過這樣的信。」
5月15日，韓國民主勞總成員會韓國五金工會KMWU向NESU發信，對Han和其他三名代表被解僱一事「表達深切關注」。KMWU的法律部以往一直為NESU提供支援，並無計較這個三星工會其實是韓國工會聯合會的成員會。
據Han所講，約5000名會員因此事退出NESU，「會員人數由37,000人暴跌至32,000人。」筆者向三星和NSEU查詢回應，至執筆時未得到回覆。
涉及三星的爭議似乎已淹沒在海量的總統大選報道之中。在保守派國民力量黨接連被彈核的情勢下，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似乎已勝券在握。（譯按：此文譯出時，韓國總統大選結果已經出爐。）
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主要分歧不過在於，與國內資本和美國的合流程度之大小。李在明很快就擱下了親勞工的言論，轉向被稱為財閥（chaebols）的大財團。
李在明重申他支持跨黨派共同提出的半導體產業的特別議案。這議案將免去三星和其他晶片製造商的稅項，不單如此，還會減免他們部分的水電費。更重要的是，議案將容許這些企業延長工作周、使其超過現有法例上限。4月，在國會擁多數的共同民主黨將議案提上快速立法的程序。
超時工作一直是三星工人面對的問題。數月之前，Han以開發者的個人身份，而不是工會代表的身份，在國會聽證會上表達對法案的意見。他提到自己在行業中過勞工作的經驗：「經過三個月沒有週末的加班和三天通宵達旦的工作，我感到噁心、眩暈、心律不正。」
他也提到為工人爭取加班補償的困難，指出將半導體原料定為國家機密的法例，令工人幾乎不可能證明他們的病症與工作相關。「職業安全在這法案中完全缺席。」Sharps的倡議幹事Kwon補充。
Han和他的工友面對的困境，顯示在民眾針對尹錫銳政變的彈劾運動成功之後，新的政治局面並未轉化為對工人生活和工作安全的實質改善。若不迅速且有策略地重振工會運動與更廣泛的左翼力量，這一現實在選舉之後也不太可能改變，因為勝選的將會是親資方、執行資方議程的總統，對工會訴求只會口惠而實不至。
[1] 編者注：此處global footprint, 也可以同時指生態意義上的人類「足跡」，即人類（此處則指三星）對整個生態系統的索求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