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以凡
我讀完香港人區龍宇的《香港2019大反抗》[1]後，最強烈的印象便是：昔有香港「齋普選」，今有台灣「齋代議民主」。香港泛民主派所謂「齋普選」立場，指的是他們像商業大班一樣，積極反對「福利主義」，不希望香港成為歐美那樣高稅收的福利國家，所以只要求平等的參政權，同時抗拒分配正義，甚至曾經長期抵制一些勞工團體爭取最低工資的呼聲。這種缺乏社會改革、光有普選的政綱，被作者稱為「齋普選」路線。
更糟糕的是對沒有普選權的香港人而言，雙普選仍然是個有進步意義的目標，然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議民主制，卻已經是台灣人生活的日常，但台灣人的政治水平，真的比香港好上許多嗎？也許答案仍是肯定的，但我不能不對此感到深深的懷疑。
過去2010s年代社會運動+民主的組合，不論放在香港或台灣，其正當性簡直是無須證明的，不過當我們回到2020s年代的台灣，這樣的確定性似乎不復存在了。台灣人在理解香港人反抗時，更應該跳脫民主vs政府、香港vs中國的框架，否則只會更難解決台灣眼前的問題。
同屬兩岸三地華人圈，也同屬中國崛起陰影下的香港和台灣，自從2013年開始，這兩塊土地就一直以各種深層共鳴互相影響著彼此。然而透過海峽的折射，主觀的投射作用總是頑固地不肯褪去，有時甚至固化了僅是表面的理解。因此像這樣一本從香港人角度寫的反抗歷史，對台灣人總是透過媒體篩選簡化的認知，其正面意義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我想說，這是本極具價值的書，關心華人民主前途的人，都應該讀一讀，我自己是懷著可貴的心情讀完它的，而且未來也還要再讀。
身為一個台灣人，我並非香港大反抗的親歷者，對於香港大反抗的歷史本身，我本沒有甚麼好再添加的，更何況是這樣一本相當詳盡的著作，然而，香港的經驗究竟與台灣有何異同，或者台灣的經驗如何和書中的政治分析形成互補，那就是我們做為閱讀者逃避不掉的責任了。
我的論點是，台灣在2010s年代時，跟香港的相似之處較多，然而由於兩地政治體質的根本不同，因此進入2020s年代時，台灣經歷了一場「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當然，香港如今的政治態勢想必不可能絲毫不變，但我能確定並非台灣今日的樣子。台灣2016年的政黨輪替是個關鍵的分水嶺，在2016年以前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是台灣社會能量蓬勃的黃金期，特別是廣為人知、對後續政治格局影響也較大的2014年太陽花運動。其實早在2013年8月，一股被稱為白色力量的人民自發抗議就已經用它的聲量震驚全台，這也是後來柯文哲在競選台北市長時，會以白色力量號召的原因。那是一個人民對抗政府的年代，當時的主旋律是無力的百姓對抗藍綠統治集團，訴求的是社會不公，而非空洞的國族認同。然而在2014年的那場太陽花運動，情況已經隱隱地改變了，民進黨以在野黨的身分，在運動中扮演了關鍵的腳色，這場運動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越來越多菁英領導的現象。
台灣的代議民主堪稱完整，這就是第一個跟香港最大的不同，因此在2014年的運動消解之後，開始了一段短暫的新興政黨爆發期，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基進側翼皆是這個時期的產物，然而也就是透過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和後續的這個時期，民進黨找到了他們自己的聲音，在吸納和轉化社會能量上更為駕輕就熟，因此，在接下來幾年，我們看到的就是新興政黨不斷地消亡，政黨菁英被攏絡在民進黨「抗中保台」的大旗下。
台灣人對香港大反抗的理解，濃縮在民進黨2019年地方選舉時的一句「撐香港」口號，但其含義並非內部多層次的人民反抗，也非對全面普選的執著，一切唯有在「抗中保台」框架下方可理解。這件事情直到2024年總統選舉，始終都沒有改變，並且在2025年的大罷免，上升到新的高度，曾幾何時，抽掉實質內容的「民主」，已經變成「反中」的同義反覆，已經不再是人民反抗的旗幟，而是執政集團用來打壓在野黨和其他人民的口號。
如果用一個詞描繪台灣2025年的政治氛圍，那無疑是「矛盾」，與2014年的台灣和2019年的香港比起來，大有恍如隔世之感，高喊民主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而且還是發生在既有「雙普選」又無「中聯辦」的台灣，原因無他，執政黨+組織動員+抗中的組合，在台灣已經是少數集團維繫自身統治合法性的遮羞布，也像是綁在人民頭上的緊箍咒。
低薪、高工時、高物價、低出生率等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持續惡化，但在「抗中保台」的符咒坐鎮下，任何膽敢發聲的人民或政治人物，馬上要面對的就是「中共同路人」的質疑。
台灣和香港不論有多少不同，但在民主口號只圍繞國族認同和形式上的選舉，而迴避涉及社會和階級不平等這一點上，卻是高度一致的。忽略社會不公的民主吶喊，遲早會讓薪資勞動者對民主理念失掉信心，國族認同變成「愛不愛台灣（香港）」的思想審查，正代表著民主精神的墮落變質。
[1] 《香港2019大反抗—總結與前瞻》，區龍宇，柘植書房，東京，2025。原書為英文版，再陸續出了日、法、德、中四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