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壓迫便有反抗。有反抗便有犧牲。但義士所付出的自由以至生命的代價，決不是白費的。他們把法庭翻轉，被告變成原告，去控訴暴政，召喚正義的靈魂，自由的精神，平等的價值，並因此鼓舞了一代代被壓迫者的反抗。這些義士，有香港人熟知的曼德拉。但2019年之前，不會有人想到，香港很快便有了自己的義士了。這些精神遺產，將繼續鼓舞大家渡過漫漫長夜。共勉。此處所錄陳詞皆爲節錄。
何桂藍法庭陳詞
（何桂藍，前《立場新聞》記者。2020年，何參選香港立法會議員，後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次年，因之前參加民主派初選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2024年被判罪名成立並判監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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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了香港最後一場自由公平的選舉，但政權試圖將此扭曲和貶低成47個被外國洗腦、沒有信念的傀儡的陰謀。我不認罪是為了捍衛61萬在初選投票的香港人所作政治表達。我面臨的控罪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但若深思會發現相當可笑。她們被指控十惡不赦的顛覆行為，只是在議會贏得多數以行使否決權。按照這個邏輯，世界各民主國家都可以說成每四到六年就經歷一次顛覆。在這些花巧的指控背後，47人真正的罪行其實是沒有按中共意志參與被操控的選舉。
而隨著不同光譜的民主派被檢控，香港人被迫噤聲和放棄對民主香港的希望。我一直相信，自己在一九運動中感受過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真實存在，我雖然獨自面對控罪，但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當日走上街頭的人的其中一員去面對。
若今日香港的局面是無可迴避的命運，至少在2019年，我們選擇面對，選擇不再留在虛擬自由新手村，將問題再推給下一代，民主自由從來都伴隨代價，不包保歲月靜好，而城市新生命的誕生必然伴隨痛楚。我的選擇和行動是對於「香港可以係咩」的回答，耶期望可以看到更多有關「香港可以係咩」的解答。
獄中書簡（面書）
痛苦其實好難、甚至無可能分擔。真正可以穿透牆內外嘅，係意志。苦難令「我哋」出現，但無法令「我哋」成長；以苦難嚟維繫嘅共同體，只能喺苦難中無限輪迴。但定義身份嘅唔係苦難，而係我哋究竟點樣面對佢。如果今日局面係香港無可迴避嘅命運，至少喺2019年，我哋選擇咗面對，選擇唔再留喺虛擬自由新手村，將問題再推畀下一代。
19/11/24
曼德拉1962年法庭陳詞
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年輕時就參加了非洲國民大會從事南非反殖民獨立運動。1955年開始鼓動武裝反抗，1962年被捕，兩年後被判終身監禁。本文便是他的法庭陳詞的節錄。南非人民的反抗並未因運動受挫而停止。1980年代南非反殖民運動進入高潮，終於迫使白人政權在1990、在曼德拉坐牢超過20年之後釋放他。他亦領導了人民成功爭取結束了白人政權，並由原住民選出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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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於兩個理由質疑本庭審理我案件的權利。首先，我提出質疑是因為我擔心不會得到公正和適當的審判。其次，我認為自己在法律上和道義上都沒有義務遵守一個、我無權選舉自己代表的國會所制定的法律。
像這樣的政治審判，牽涉到非洲人民的願望和白人的願望之間的衝突，而國家法院，依現有之組成方式而言，不可能做到公正和公平。
在這種案件，白人是利害關係人。由白人司法人員主持審判，無論他多麼受尊敬，無論他有多麼強烈的公平和正義感，仍然是讓白人成為自己身涉案件的法官。讓白人處理涉及白人剝奪非洲人民基本人權的案件，是不恰當的，也違反了基本的正義原則。
讓加害者成爲受害者的判官，這算什麽正義？司法機構完全由白人控制，並執行由白人議會制定的法律，而非洲人不只在議會中沒有代表，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其法律都是在非洲人一致反對下通過的。
梁國雄 (長毛) 法庭陳詞
（梁國雄今年69嵗，長年參與社會運動及《四五行動》，其後參與創建社會民主連綫。自2004年開始，連續五次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惟最後一次被取消資格。2024年因初選案而被判入獄六年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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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在70年代開始參與社會抗爭起，都是出於改變社會不公的願望，我爭取民主自由、實現社會主義，從沒放棄。一路走來近50年，黑髮變白頭，長毛成短毛，自由人淪為階下囚，我都是秉持這個理念行事。無論是一介草民還是立法會議員，我都當仁不讓，透過制度內外各種抗爭，由示威遊行、議會拉布、司法抗爭，到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等，爭取政制民主和社會公義。
我就任立法會議員時，已經多次反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抗議政府重富輕貧，賤視貧苦大眾，尤其在財政充裕，社會日漸高齡化時，拒絕在《預算案》中撥款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我未能推動政府改革，辜負全港160多萬長者，一直深以為憾！
我參與35+初選計劃，就是因為多年切身體驗，明白必須在立法會中與志同道合者取得過半數議席，才能有足夠壓力令政府推行惠及民生的社會政策。「五大訴求」中的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更是多年身體力行的目標；正如我所屬的組織社會民主連線在2020年6月的《決議文》所言：「我們不必寄望議會過半就能翻天覆地，亦不要因未能過半而感到灰心絕望」，無論是「35+」還是「35-」，最重要是持續弘揚抗爭不息的精神，爭取香港人最大的動員，共同改變不公不義的社會現狀。
我當初就認為立法會議員否決《預算案》乃屬《基本法》早已訂明的憲制權力，《基本法》亦有處理「憲制危機」的程序，讓行政長官、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一齊面對選民壓力，彼此作出適當的舉措和互動解決爭議。行政長官面臨下台的憲制危機，必須經歷兩次立法會選舉的民意授權，缺一不可！既然否決《預算案》有全體人民授意，行政長官為何不在立法會首度否決時順應民意，推行改革？若行政長官執迷不悟，仍然需要多一次人民授權，才會面對下台困局。因此，議員兩次行使否決權是民意依歸，只是彰顯200萬遊行市民民意，順從60萬初選投票者民願。
「權力歸於人民」是我終生信守的理念，也是從政的基礎，更是《中國憲法》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今天我雖然成為階下囚，但我毋怨。我堅信人民大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惟願港人莫失莫忘，爭取民主，守護公義！
羅莎.盧森堡獄中書簡
（羅莎是德國革命家，1914年第一次大戰爆發，她批評是分贓戰爭，鼓動反戰，因此下獄，1918年大戰結束被釋放，一年後被保守派軍官殺害。她在獄中經常和好友索菲通信。此信提到她看著兵士虐待水牛，心痛如絞，淚下沾衣，信末卻不忘勉勵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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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我在這裡經歷了一些尖銳而可怕的痛苦。在我散步的院子裡，經常有軍用補給車駛入，車上裝滿了麻袋或舊軍衣和襯衫，上面通常還有血跡。……它們被卸在院子裡，然後分送到監獄的牢房，在那裡修修補補，再裝起來交給軍方。最近有一輛貨車運來，上面拴的不是馬，而是水牛。它們全黑色，又有一雙又大又溫柔的黑眼睛。它們來自羅馬尼亞，是戰利品。……要捕捉這些野生動物非常麻煩，要將牠們當作役畜則更困難，因為牠們習慣了自由。牠們必須被痛打一頓，才會明白他們的反抗已經輸掉，現在他們的座右銘只能是「被征服了就要受苦受難」。它們受到無情的剝削，被迫運載各種貨物，並迅速滅亡。幾天前，有一輛這樣的馬車來到院子裡。貨物堆積得如此之高，以至於水牛都無法把馬車拉過門檻。隨車士兵是個殘忍的傢伙，他開始用鞭子的鈍柄猛烈抽打牲畜，當值士兵怒責他對水牛一點都不憐憫。他獰笑著回答：「沒有人會憐憫我們人類。」一面就更凶狠鞭打。……水牛又開始拉扯，終於跨過門檻，但一頭水牛在流血。……索菲，水牛皮出了名堅韌厚實，但連這張堅韌的皮都被打破了。在卸貨中，所有動物都站在那兒，一動不動，精疲力竭，而那頭流血的水牛一直盯著面前的空地，黑色的臉上和溫柔的黑眼睛，表情就像一個受虐孩子。那正是一個受罰孩子的表情，他不知道為什麼受罰，也不知道該如何擺脫折磨和赤裸的暴力。……我站在它面前，水牛看著我；淚水從我的臉上流下來，那是他的淚水。就是一個人為他最親愛的兄弟而悲傷，也不會比我無能爲力地看著這種默默受難更爲痛心了。美麗、自由、嫩綠的羅馬尼亞田野是何其遙遠，何其無可挽回！……索菲，最親愛的，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鎮靜和愉快，我們也必須這樣對待生活，要勇敢，無畏，含笑 — 不管一切如何。
19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