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規模最大的全球薩穆德[1]船隊已啟航，旨在打破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但已兩度遭以色列無人機襲擊。從義大利到巴西，工人與學生正積極動員以捍衛此次行動，展現了如何自下而上組織起反抗壓迫與種族滅絕的鬥爭。
作者：瑪麗亞姆·阿蘭尼斯（Maryam Alaniz）
原文於 2025年9月12日登載於“Left Voice”
每日的頭條新聞都揭示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攻勢如何進入一個更嚴酷的新階段。饑荒已成為戰爭武器，近400人——其中許多是兒童——已餓死。以色列勒令超過200萬人逃離加沙城，前往早已遭受轟炸的狹長地帶阿爾馬瓦西（al-Mawasi）。在約旦河西岸，突襲行動、以色列殖民襲擊和大規模逮捕不斷升級，旨在扼殺（巴勒斯坦人的）公共生活與抵抗力量。戰火更已越過巴勒斯坦邊界蔓延——以色列首次對多哈發動空襲，並對也門的沙那（Sanaa）和賈夫（al-Jawf）實施致命突襲，昭示著其正將整個地區視為戰場。
然而這些頭條新聞與反對聲音並存：以色列面對一場日益深化的正當性危機始終無法化解。這體現在持續聚集在各大城市中心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中——上週末布魯塞爾的抗議活動堪稱規模之最——更體現在各國及社會各界的頑強堅持：加沙這場圍困並非自然災害，而是政治抉擇。在此背景下，六月舉行的“全球加沙大遊行”與援助船隊凝聚了國際主義者不願僅做旁觀者的決心。第二支船隊中的成員包括亞馬遜工會創始人克裡斯·斯莫爾斯（Chris Smalls），無疑表明勞工先鋒群體正開始在巴勒斯坦的鏡像中看到自身。
如今，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道主義船隊“全球薩穆德船隊”揚帆啟航，其行動形式是人道主義的，實質卻是政治性的：直抵加沙運送援助物資，將封鎖行為置於世界審判席前，迫使各國政府表明立場：是放行船隊還是繼續助長對兩百萬民眾的圍困？志願者隊伍中既有格蕾塔·通貝裡、蘇珊·薩蘭登（Susan Sarandon）、 利亞姆·坎甯安（Liam Cunningham）、巴西活動家蒂亞戈·阿維拉（Thiago Ávila）、歷史學家克萊奧尼基·亞曆克索普洛（Kleoniki Alexopoulou）、人權活動家亞斯敏·阿卡爾（Yasemin Acar）等知名人士，也包括布魯諾·吉爾加（Bruno Gilga）這樣的勞動者——這位聖保羅大學職員是SINTUSP（聖保羅大學工人聯合會）的積極分子，同時擔任巴西托派組織 “革命工人運動”（MRT）的領導者，此前曾參與“全球加沙大遊行”。他的政治意義尤為重要：作為工人和社會主義活動家，他展現了這支船隊如何超越單純的救援行動，成為與工人階級組織力量緊密相連的國際團結的象徵。
正因為這支船隊不僅運載人道主義物資，更承載著政治使命，以色列才將其視為必須提前瓦解的威脅。在船隊集結前，以國家安全部長伊塔瑪律·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便著手將參與者貼上“恐怖分子”標籤，授權實施扣押行動，並將船員押送至高安全等級監獄。當船隊抵達突尼斯港時，數千民眾湧入港口舉行感人的歡迎儀式，但緊接著兩起襲擊接踵而至：無人機在突尼斯水域襲擊了“馬德拉家族號”（Família Madeira），隨後又引燃了“阿爾瑪號”（Alma）的上層甲板。突尼斯政府提供的政治掩蓋使這種侵略行為得以正常化。其意義再明確不過：這場圍困不僅依靠武力維持，更依賴各國政府的默許與貿易航線的配合。為阻止真相傳播，以色列企圖在船隊繼續航行前將其瓦解，並震懾那些準備支援船隊的人。
但這些威脅並非出人意料，工人階級各群體已做好應對準備。熱那亞港務工人預見到鎮壓行動，宣佈若船隊遭襲，他們將發動港口罷工並封鎖每年運往以色列的1.3萬至1.4萬個集裝箱：“只要與我們的船隻失去聯繫，哪怕只有二十分鐘，整個歐洲的運輸都會停擺。” 在西班牙境內，加泰羅尼亞學生聯合會誓言若船隊遭襲將清空教室；馬德里教師採取相同立場；巴賽隆納母親組織呼籲工會籌備罷工；巴賽隆納港務工人則呼應熱那亞的立場。這些雖是初始行動，卻意義重大。它們不僅表達憤怒，還直接衝擊權力：貨物能否運輸，課堂能否開課，班次能否輪轉。圍困得以實施，正是通過這些權力運作，抗爭的戰場也由此展開。
在巴西，言辭與施壓手段的關聯同樣清晰。SINTUSP工會直言不諱地宣告：“不許碰船隊活動人士一根頭髮！以色列國就是恐怖主義國家！”在揭露巴西在加沙種族滅絕期間對以色列的石油出口激增51%後，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煉油廠工人發起了“一滴不給”行動。他們在大會上投票反對運油，並發表公開聲明支持船隊。他們堅稱，阻斷燃料供應與保衛船隊是同一場鬥爭的兩個戰場。船隊首次遭襲後，突尼斯數千名抗議者湧向碼頭，彰顯鎮壓如何瞬間激起基層民眾的集體聲援。這條抗爭鏈條——突尼斯人群、義大利港口、西班牙集會、巴西工廠車間——表明吉爾加的道路並非特例，而是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從校園組織到船隊行動，工人與激進分子正探索將自身鬥爭與反封鎖抗爭相聯結的途徑。
這些案例對英國和美國的活動人士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倫敦，英國工黨正在執政，近900人在“巴勒斯坦行動”（Palestine Action）組織的公民抗命活動中被捕，這充分說明英國為了將聲援行為定罪，不惜採取何等手段。在美國，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鎮壓手段持續升級——警方清拆抗議營地，學生遭開除並遭到起訴，移民和勞工激進分子遭拘留驅逐或置於嚴密監控之下。然而這些營地抗爭卻開創了另一種先例：當加州大學教職員工為聲援學生而罷工時，他們將校園鎮壓轉化為工作場所鬥爭，迫使那些將警方干預常態化的校方管理者不得不正視罷工。
此後，限制因素已不再是想像力，而是授權問題。工會領導層——包括那些呼籲停火的工會（包括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講得正確，但大多止步於發表聲明。例如，UAW領導層雖呼籲國際團結，卻未提出具體行動方案。然而，正是這些工人曾發起2023年針對三大汽車製造商的史詩級罷工；而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工人聯盟等強大學術工會，也正是鎮壓行動的打擊目標。這恰恰證明了工會的實力。問題不在於他們能否行動，而在於領導層是否允許這種團結從紙面轉化為實際行動。
在州級政治領域，紐約州議員、民主黨市長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等人物雖能通過言論擴大抗爭聲量——他已成為許多因關注巴勒斯坦問題而政治化的青年的參照點——但其所屬民主黨既資助以色列又推動示威新限制，因此這種聲量放大終究有限。在這一政治軌道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替代工人階級與挺巴勒斯坦運動自身去有組織地運用力量。
正因如此，船隊的防衛必須自下而上構建。在西班牙，師生們已通過集會投票表明立場：若艦隊遭受襲擊，他們將集體罷課。這個經驗很明確：我們需要開放的集會，讓學生和工人能夠共同討論、決策並行動。由此，各委員會可協調行動——無論是罷課、罷工還是禁運——將團結轉化為實質壓力。鎮壓必然進行，但應對之道並非坐以待斃，而是將決策權分散至大中校園、工作場所、社區及其他抗爭陣地，讓運動的力量源於自身組織。
至於那些寄望於政客的人——他們終於開始談論對內塔尼亞胡的“限制”或加沙的饑荒——檢驗標準很簡單：他們會捍衛船隊嗎？我們不會將信任寄託於此，但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表明：真正捍衛船隊的力量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通過集會、罷工和集體行動。
全球蘇穆德船隊象徵了當下時代的矛盾：不斷升級的種族滅絕，帝國主義雙方勢力與阿拉伯政權公開的沆瀣一氣，工會領導層的消極態度；以及與此同時自下而上蓬勃發展的團結力量。其政治意義解釋了為何它已遭受襲擊。對於海外關注者而言，追蹤船隊動態至關重要：在突尼斯海域遭遇襲擊後，船員們正重新評估航線與時間表；但此刻——當船隻集結並準備再次啟航之際——正是鎮壓最可能發生、最迫切需要國際聲援的時刻。未來數日將是決定性的。唯有全球工人、學生和青年共同守護，船隊才能保全。
熱那亞、加泰羅尼亞和巴西的案例表明，即便尚處萌芽階段，（對權力的）阻撓行動仍具可行性。因此保衛船隊不僅是象徵性問題，更是檢驗這場運動發展潛力的實際考驗。從帝國主義中心到中東地區本身，真正的自決權取決於巴勒斯坦、猶太、阿拉伯及其他勞動者能否與統治者決裂。這片前景指向自由的社會主義巴勒斯坦——我們此刻為保衛航行船隻所做的努力，正是這場鬥爭的組成部分。
[1] 译注：“萨穆德”在阿拉伯语里意思是“坚定不移”或“坚定不移的毅力”，此处指巴勒斯坦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主题和政治策略，诞生于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核心是坚守故土，拒绝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