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墨（Red Mo）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在台灣掀起了新一波的大規模學運浪潮。伴隨運動產生的，是國民黨時代下的反建制的社運浪潮，這些浪潮進而造就出暫時性的左傾情緒、各式小資產階級政黨與社運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然而十年已過，至今太陽花運動留下的政治遺產值得多方面討論。一方面，太陽花運動讓「台獨」獲得越來越多支持，成為台灣下一個十年的政治正確；另一方面，若從青年運動的角度來看，這場運動所留下的「左翼」政治意義卻也在十年內逐漸消退，甚至是更加倒退。在諸多原因下，太陽花學運成為了民進黨打擊國民黨的武器、重要學生領袖被綠營收編、運動成果亦被民進黨收割；在運動消退後，那些因太陽花運動而一戰成名的政治人物、黨派與社運組織，各自找尋建制派路線的政治歸宿，抑或是因缺乏獨立的政治方向而解散。
時至今日，部分台灣左翼學生組成各式各樣的「異議性社團（Dissent stundnt groups）」，嘗試在不同運動中帶入左翼的聲音。本文將聚焦探討太陽花後的學生運動轉變，以及揭示左翼學生運動的發展方向。
簡評太陽花
2008年以前，彼時的中國仍是「世界工廠」，中國吸收了大量來自台灣、西方國家的資本，各種勞力密集產業的工廠遍布在中國東南沿岸。與此同時，中美仍處於相對穩定的合作時期，加上國民黨從1949年撤退至台灣後便高度仰賴美國的援助，加上中國資本主義化後台商西進的需求，因此提倡兩岸經貿合作的國民黨成功在2008年選舉中取代民進黨，開創了馬英九的八年執政。
固然，馬英九的上台順應了中美合作時期以及台商賺取利益的客觀需要，但馬英九卻也主張各式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調降遺產贈與稅、刺激房市導致高房價，以及最為人詬病的22K（基本薪資長期停滯在22,000台幣）；另一方面，由於全世界所遭遇的金融海嘯危機，導致中國吸收了大量原物料的訂單需求，藉此發展基礎建設並推動產業轉型。2010年後，中國資本主義已然與台灣資本主義產生競爭關係。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青年對於未來的不安、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崛起的恐懼，逐漸讓馬英九政權失去支持。直到2014年，當馬英九政權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青年不滿的情緒隨即爆發。
這場運動成為台灣群眾「恐中」的重要開端，不少具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團與政黨相繼產生，但卻缺乏與台灣勞工的積極連結。除此之外，太陽花世代的學生領袖在沒有其他政治替代方案的情況下，要不是被收編至民進黨，就是在各式小黨反覆橫跳，其共同點是他們皆已退出社會運動。對於那些曾參與過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成家立業與買房也讓其「無房者」身分產生轉變，成為了資本主義下的房市受益者、甚至是台灣資本主義的下一代小資產階級與雇主。
上述兩種情況，解釋了為何太陽花世代已不再尋求激進改良，也說明當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成為兩條「平行線」時，太陽花學運就徹底淪為了小資產階級的運動（當時的訴求包括：退回黑箱條例、召開由NGO主導但卻缺少勞工參與的公民憲政會議），卻無法觸及基層群眾的勞動權益等問題。
太陽花運動蘊含了青年的焦慮，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恐懼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從左傾到右轉
2016年後，民進黨的蔡英文挾帶著群眾對各式改革的期望而上台，然而因為蔡英文政府頻頻向大企業妥協，加上限制台灣社會運動的法令未被廢除，諸多無法兌現的政治諾言讓群眾感到失望，台灣社會內部針對各式改革的張力開始浮現，而部分青年群體也開始尋求較民進黨更進步、更具改良性質甚至更左翼的政治方案。爾後，因為同婚合法化、能源議題以及奧運正名化等公投陸續推出，台灣社會內的政治張力愈發劇烈；直到2019年，隨著香港民主運動爆發，以及右翼民粹的代表人物韓國瑜參選總統，兩者成為點燃台灣社會的最後一顆火種，台灣社會高昂的政治情緒到達新一波的高峰。
因為香港反送中青年的抗爭示範，還有擔憂韓國瑜當選而產生的「亡國感」，促使諸多台灣青年走上街頭，為支持香港、反對韓國瑜而行動。
然而，由於蔡英文在2020年高票連任總統、港版國安法推出導致香港運動失敗、全球疫情來襲以及台灣出口強勁帶來股市蓬勃發展等諸多原因，使得台灣社會運動的熱潮並未延續下去，反而讓台灣陷入長期的社運寒冬（Social Movement Winter）。
2022年因為烏俄戰爭爆發，台灣群眾對中國武力犯台的恐懼更上一層樓；同年8月又因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中共隨即展開圍島軍演，民進黨政府強化了既有的親美方針，並實施包括兵役延長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等收縮民主的政策。
名義上，民進黨打著「捍衛台灣民主」的旗號，實際卻是透過這些政策來鞏固民進黨的執政正當性與權力。舉例來說：
直到今天，同志婚姻合法化仍被視為民進黨施政的重要功績，卻忽視了2016年底，數萬名抗爭者聚集在總統府外，要求民進黨兌現選前承諾、以民法保障同志婚姻。一連串的行動迫使大法官於2017年做出第748號解釋、裁定民法未保障同志婚姻屬於違憲，限期兩年內完成法律修正。直到2019年，民進黨才以專法形式保障同志婚姻。
2024年，賴清德雖然成功延續民進黨的執政，但卻也失去了國會多數席次。依循著國民黨與民眾黨的政治聯盟，兩黨試圖在立法院通過國會擴權案，遭到大批綠營支持者發動「青鳥運動」予以抵制。青鳥運動獲得廣泛台派群眾支持、吸引了大量青年參與，但是，儘管這場運動披著「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的反黑箱外衣，民進黨卻也在2012年提出過國會擴權相關的法案；2016年蔡英文政府砍七天國定假日時，民進黨同樣在一分鐘內完成初審、拒絕任何黨團的討論；2017年修惡勞基法時，民進黨更是以國會的人數優勢讓修正案強行通關。簡單來說，藍白國會擴權的法案，不僅是對民進黨執政八年下無法被約束的報復，更是民進黨以「黑箱」、「國安」、「恐中」等修辭所展開的黨派鬥爭。
為防止國民黨與民眾黨在國會推動不利於民進黨執政的法案，今年年初由親綠團體所發起的全台罷免運動亦被綁進國安議題，民進黨同樣高度參與其中。可是，罷免運動實際卻淪為民進黨試圖奪回國會多數席次的另一輪政治鬥爭。
由於賴清德並未兌現選前「三分之一女性閣員」的承諾，故女權團體於8月發布聲明，批評賴清德應重視選前承諾；可此聲明卻被台派側翼攻擊為「背刺」民進黨。
對於原本就關注台灣主權、傾向台灣獨立的青年學生而言，雖然民進黨執政下仍有局部的改良政策，但隨著政治鬥爭變本加厲，諸多民怨並未因此而得到緩解。再加上民進黨更加傾靠美國而大幅度「右轉」，不少台派青年也轉變為更具侵略性的「戰狼台派」，不但劍指厭惡藍綠政治鬥爭的群眾，更將諸多反戰左派批鬥成「投降主義」、「中共同路人」甚至「第五縱隊」。 這些轉變，使得青年運動愈發轉入建制化的親綠路線，並產生出相應的台派倡議與運動。然而，這樣的政治路線卻始終脫離不了民進黨、也脫離不了右翼台灣民族主義式的討論範疇，甚至是被用來鞏固民進黨的執政正當性。
青鳥運動的「反黑箱」訴求，卻同樣能用來指控民進黨
（圖片來源：美聯社）
無法獨立於綠營之外
對比馬英九執政時期，諸多青年學生展開各式反國民黨與具改革性質的青年運動；在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我們可以發現以下事實：幾乎所有大型青年運動，都與民進黨的政治立場高度相關。背後原因不難理解，對於關注台灣主權和各式倡議的青年群體而言，其並不能獨立於民進黨之外，展開更激進的青年運動。這種困境與台灣勞工運動短暫的歷史有關，台灣並沒有穩定的戰鬥性工運傳統，社會大眾普遍也缺乏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概念。
具台獨改良性質的親綠小黨——即「台獨左翼」——曾主張一種路線：取代國民黨，成為制衡民進黨的主流力量。後見之明來看，這種路線實際上卻會因為「應與民進黨保持何種關係？」而受阻。以2019年的時代力量分裂來說，黨內自主派與親綠派的鬥爭雖由自主派勝出，但卻也使得時代力量不斷分裂並走向泡沫化；另外，台灣基進黨選擇不批判民進黨的親綠路線，也同樣被證明行不通，即使台灣基進黨自願成為民進黨的應聲蟲，卻在選舉「票票等值」的影響下被選民棄保。
追根究柢來說，每個曾在街頭上追求改革倡議的台灣青年都必須面對一些相似的問題：他們既認為國民黨是腐敗的，但卻也無法在民進黨以及一眾親綠小黨外找到別的政治出路。對部分更具改良願景的基進民主青年來說，他們投身於各NGO團體中、成為職業運動人士，卻隨時會因為NGO組織的財政問題與個人前途問題而離開；至於那些想以政治為業的自由主義青年，加入民進黨或親綠的小黨成為唯一的選擇，但這也意味著必須與現實的金權政治妥協。
這種困境也反映著，為何不少厭惡民進黨與親綠陣營的青年選擇向民眾黨傾靠，但在目前藍白聯盟以及民眾黨含糊的兩岸立場等框架下，民眾黨也成為親綠陣營「親中」、「反民主」的批判對象。
從某些層面來看，台灣逐漸興起的高中／大學學生自治圈很好的反應了上述情況。不少青年學生嘗試在高中、大學的自治會議中仿效檯面上的政治人物，進行各種「黨派鬥爭」、審查預算以及官腔式的政治作秀。他們期許能透過在學期間進行「政治練習」，讓自己未來能躋身於官場政治或選舉中。遺憾的是，這樣的學生政治路線不但與當年太陽花學運「號召學生來創造改革」的精神相差甚遠，更是直接照搬和複製金權政治的思維模式。
在2022年左右，台灣各高中亦出現一股「校園共產黨風潮」，甚至在今年8月引起諸多群眾關注。然而，這些社團並不代表台灣青年世代的左翼政治覺醒，原因如下：
這些「高中共產黨」起源於網路的「角帳（Character account）文化」，例如「XX高中北約（NATO）組織」、「XX高中社會民主黨」，而「高中共產黨」只是其中之一。其目的並非是想認真在校內經營左翼社團，而更接近一種網路角色扮演（Cosplay）的政治迷因（Political memes）。
這股風潮隨著學生從高中畢業，或因為無法拓展到新的用戶而快速消失。其政治影響最多侷限於高中的校園自治，而沒有真正在青年群體中造成深遠轉變。
太陽花的反思
儘管草根且獨立的青年運動陷入沉寂，但這並不意味著台灣的青年運動就此成為迴響。依筆者觀察，太陽花運動的重要教訓乃是：青年運動如何獨立於藍綠等資產階級建制派之外，但又不會淪於小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
從太陽花諸多學運領袖被收編至民進黨的經驗中，我們不僅無法期望這些青年領袖從內「改造」民進黨，其更會在黨機器運作下，被培養成下一代的綠營官僚。
因為太陽花運動而產生的諸多小黨，曾經被不少社運青年認為是能實踐改革的方案。不論其是批判民進黨的自主路線，還是附和民進黨的親綠路線，最終都脫離不了泡沫化的命運。
對於不願被收編、仍願意留在社運圈耕耘的職業社運人士來說，不少人在十年前以學生身分參加運動，並在畢業後繼續以社運為業。固然，這種精神令人敬佩，但伴隨NGO組織的財政困境與職涯困境，或當他們看不到變革的可能性時，最終選擇離開的人亦不在少數。
總結以上，太陽花運動雖然為台灣帶來了部分改革的成果，但這些改革卻不涉及整體勞工的待遇改善、不涉及工會組織門檻調降，甚至迴避了最根本的勞資對立。可以說，正是因為太陽花運動缺乏與勞工的連結，才使得運動無法突破藍綠象限，只能從小資產階級的改革方向去尋求出路。最終，這種改革的期望被交付到民進黨手上，讓民進黨成為整個運動乃至後太陽花時期的最大贏家。
青年運動的新方向與再出發
筆者認為，尋求青年運動與勞工／基層群眾的政治連結，雖然非常困難，但卻也是最能避免上述困境的策略。具體來說，重新思考「工學聯合」且跨議題的左翼青年運動，將是下一個十年的青年運動方向。
固然，青年運動能在短期間內做出巨大號召，然而青年學生並不具有穩定的階級力量。以太陽花的例子來看，雖然學生可以在短時間內佔領國會，但運動卻也因學生的身分限制而無法升級、陷入停滯並潰散。若學生與勞工能進一步整合，透過罷工來癱瘓社會，那麼運動的政治影響勢必更加巨大。
在過往諸多例證上，「工學聯合」的影響力往往超出大眾想像。1997年美國反血汗工廠學生組織（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針對Nike的抗爭，最終迫使Nike承諾疏失，並提升了海外工廠勞工的薪資；2013年香港學生支持葵青貨櫃碼頭工人的罷工，更是在短期間內為罷工的勞工募集諸多物資。
至今，已有不少左翼的青年學生嘗試透過社團互相串聯，開拓出非建制的左翼青年運動。例如去年重新復社的台灣大學勞工社，不僅關注台灣勞工與移工的權益，更是在多元性別、氣候正義、巴勒斯坦等聲援運動中表現活躍。
關於太陽花學運與現今學生運動的落差，勞工社社長表示：
「兩者的歷史條件不一樣，所以沒辦法復刻一樣的效果。而且我們也不用去模仿太陽花，太陽花運動與基層群眾的連結和對話是很少的。」
廣義來看，若青年學生將運動縮限於特定議題的改革、不訴諸與基層勞工進行連結，這些運動不僅孤立且無法持續，也難以造成深遠的社會變革。反過來說，青年學生也可以是激發廣大勞動群眾的先行者，青年學生所發起的運動呼籲，可以為基層群眾提供激進化的動力；當基層群眾被鼓舞時，運動將超越少數社運人士的號召、超越片面的改革訴求，甚至能更深入勞工的勞動權益與生計中，以此造就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左翼青年運動需思考跨議題的與基層勞工進行連結
（圖片來源：台大勞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