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ary Younge
譯：蛇夫
（英文版刊於英國《衛报》，原標題為“End all immigration controls – they’re a sign we value money more than people”。）

十四歲時，我曾到西柏林參加為期十天的英德文化交流。那是1983年，柏林牆尚未倒塌，它使我對所謂的“社會主義”產生了懷疑。

那時的我，對主流社會有關種族、階級和國家的論述，已有所抗拒。當時的英國，警權氾濫，工會受打壓，而正在構建自身世界觀的我則感到，應有另一種“自由”，讓身為黑人的我也可以享有。但主流社會關於柏林牆的看法，我卻不得不認同——東德政府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如同將他們關進一座露天監獄。

但柏林牆和史達林主義政權倒塌之後，事情卻發生了反轉。那些接受了自由市場的國家，其人民的移居自由卻不再為西方所支持。我們雖然推倒了牆，卻建起了堡壘。

王爾德曾寫道：“一幅不包括烏托邦的世界地圖不值一瞥，因為它漏掉了人類不斷追尋的國度。在那裡登陸後，人類會繼續遠眺，發現更好的國度，然後再次揚帆啟程。”

而我心中的烏托邦，則是一個沒有國界的世界。我認為所有人都應有權在這個星球漫遊，在自己希望的地方生活、愛和創造。有人可能會提出各種實際問題來反駁我，我也可以把本文餘下的部分用來回應這些問題。但既然是烏托邦，為什麼不能夢想些宏大的東西？如果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臺階上的演說只是呼籲制定更好的法律來保障平等，又有多少人會被打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把民族國家稱為“想像的共同體”。 那麼我想像中的國家應該沒有邊境守衛，沒有鐵絲網，沒有護照，沒有隔離牆——沒有這些東西，世界將會更加美好。

我的父母在巴巴多斯出生長大，那是加勒比地區的一個小島。他倆共有14個兄弟姐妹，其中九人和我父母一樣離開故鄉，分別去了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我的親戚分散在世界各地。對於我們這樣的家族來說，國界並不是好東西。

有一次，我的祖母來英國看我們，移民官問她：“你在英國期間打算工作麼？”她回答說：“你們這裡有甘蔗田麼？”之所以這樣揶揄對方，是因為她一輩子都在甘蔗田中工作。

我的膚色同樣讓我在跨越國界時經常成為被懷疑對象。這種個人經歷無疑和我在哲學與政治層面上的反叛密切相關。

國界存在的意義，是將“我族”和“異族”分開。那麼就出現了兩個問題：誰是“異族”？為什麼要分開？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既是隨意的，也是明確的。說它們隨意，是因為國界經常變動，可以劃在任何地方；說它們明確，是因為無論國界在哪裡，我們都無法逃避——各種偏見決定了一些人無權跨過國界。

美國的“1882年排華法案”，澳洲持續70年的“白澳政策”，英國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案”，是更為殘酷的篩檢程式。雖然當下對“異族”的界定已經變化，但移民控制的本質卻未變——有些人不會受歡迎，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是誰。

然而，雖然對人來說，國界變得愈發難以穿越，但資本卻可以毫無限制地在全球旅行，尋找更弱的法規和更廉價的勞動力。

資本這樣做的時候，往往會對人造成影響：投資和資源轉瞬間從一個地方流失;工廠關閉，轉移到世界另一邊; 引入自動化，使一些人的技能不再有用武之地。但是，那些因為資本的自由流動而生活大變的人們，卻常常無權去別國尋求工作機會。我認為，人至少應該擁有和資本相同的權利；如果人比金錢更有價值，那麼應該擁有更多權利。

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制度並不這麼認為。富人可以在大約20個國家直接購買公民身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與此同時，絕望的窮人卻被國界拒之門外。如果他們為了擺脫我們製造的戰爭、環境災難、貧窮而去硬闖國界，則可能陷入牢獄之災，甚至死在途中。

這是一個很少被說出、卻普遍被承認和接受的事實——不應允許世界上的窮人自由移民。從加萊的難民營到地中海上搖搖欲沉的船隻，從特朗普的牆到柏林牆，國界成為了我們製造的廣闊反烏托邦的最終衝突點。

民族國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而移民卻和人類一樣古老。國界試圖規範和限制人類這一基本習俗，目的是打壓一部分人並讓另一部分人享有特權。它對一部分人的歧視導致了人類相互歧視。它不僅為國家設定邊界，也喻示了我們如何看待他人的邊界。所以，移民不是問題，國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