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琳
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來，那片土地上新一輪的戰火與殺戮就一直是國際焦點，在中文世界也不例外。
但炙熱的不僅是那邊的戰火，還有這邊不同立場者之間的對立。譴責“阿克薩洪水行動”針對平民的恐怖攻擊是我能看到的最大共識，而除此之外的許多議題——諸如以色列的反擊、這片土地的歷史、紛爭應如何解決等——都存在著巨大分歧。
我失望地看到，原本在反對中共獨裁或支持烏克蘭反侵略等問題上與我立場相同者，這次卻發出了令人失望的聲音：支持以色列的一切報復手段，拒絕譴責以色列集體懲罰加沙民眾，鼓吹以色列全面佔領巴勒斯坦。這其中既包括網路上的知名評論家，也包括我名不見經傳的朋友們。而那些原本與我對立的國家主義者，在巴以問題上卻表達了更加公允的立場。
當然，這也並非不可理解，甚至可以說這是早晚都會破裂的同盟。中文互聯網上的異見者（更時髦的說法是“反賊”），不論是油管大V還是微信群友，主流仍然是自由派，其思想來源是歐美的右翼學派、出版物、評論家、媒體、網路資訊。同時，他們也會把歐美右翼勢力看作自己的盟友，與其在各種國際事件上保持一致立場。
在自由派眼中，推翻中共暴政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利堅合眾國。於是，對於得到美國支持的迫切期望便移情到了實際獲得美國最大支持的以色列身上。這種盟友想像進一步延展為簡單的陣營意識：一邊是中共、俄羅斯、朝鮮、伊朗和反美的阿拉伯世界；一邊是美國、烏克蘭、臺灣、以色列等“自由戰士”。而中共在10月7日拒絕譴責哈馬斯也固化了這種陣營想像，令“反賊”們直覺地認為他們遭遇了2022年中文世界關於俄烏戰爭輿論戰的翻版。而同情巴勒斯坦者當中，也有不少人是出於這種陣營意識，認為削弱或消滅以色列這個美國在中東的代理人，有利於中國的全球爭霸。但國際關係往往是更加複雜的。比如：以色列曾同時將武器賣給中共和臺灣；美國也是以色列對手埃及的最大盟友；沙烏地阿拉伯正在美中之間左右搖擺；中國在2023年成為了以色列第二大交易夥伴。
在許多令人心碎的國際問題上，不論左派還是右派都不應通過利益計算來決定立場，更不應該秉持“敵人的朋友是敵人”這種簡單邏輯，而是應該以人道主義為優先考量。對於那些並不瞭解中東歷史或波譎雲詭的國際關係的中國人來說，看到以色列音樂節遭屠殺的年輕人他們會落淚，看到加沙廢墟中挖出死於以色列空襲的兒童屍體他們也會落淚。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人性，而我們不應該在讀了更多書之後放棄這種人性。
另外，無論是反對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的中文言論中，都不乏偏見、刻板印象和種族主義。前者包括希特勒時代反猶主義的陳詞濫調和關於猶太資本家如何控制世界的陰謀論。後者則是這二十年多來仇恨穆斯林思潮的大雜燴，比如那個所謂的“經典問題”：你家要住進一個以色列難民或一個巴勒斯坦難民，你會如何選擇？
一邊譴責中共對新疆穆斯林的迫害，一邊合理化巴勒斯坦穆斯林遭受的國家恐怖主義，顯然是矛盾的。但另一方面，用猶太人的民族性來解釋以色列有悖普世價值的殺伐也是荒謬的。對巴以問題真正的左派批評，應該是針對資本主義世界普遍的野蠻、大國爭霸中不擇手段的操縱和各方統治階層的利益算計。
當然，當下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是更迫切、代價更大的野蠻，呼籲停止這種野蠻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有人說這種野蠻是解決問題的必要代價，但靠坦克和制導炸彈來一勞永逸地消除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根本是癡人說夢，就像一百年前人們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是“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一樣。在二十世紀以色列打贏了五次中東戰爭，但如今卻依然要保持全民皆兵的軍國主義體制。在以色列，也有許多猶太人也不願繼續這無盡的殺戮；但在遙遠的東方，卻有如此多的人因戰爭而興奮，著實令人汗顏。
那些標榜民主自由的報復支持者，和那些因為中國軍隊的日益強大而感到興奮的小粉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懷有一種慕強心理。廣受崇拜的自由派學者秦暉幾年前關於巴以衝突的一篇講稿[1]最近頗為流行，其字裡行間就體現了這種慕強：
總之這個第三次中東戰爭，就是所謂的齋月戰爭，或者說叫做贖罪日戰爭，它主要的結果，就是埃及對以色列態度的轉變，跟以色列單獨媾和。本來阿拉伯國家之間是有約定的，說我們要共進，一定要把以色列滅掉，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跟以色列談判，不跟以色列和平，不承認以色列的生存。
但是埃及是阿拉伯國家中最強大的，他首先打破了這種局面，那你其他國家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這裡要講，以色列的生存危機，實際上就是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色列反敗為勝，抵抗住了埃及的突然襲擊，而且把埃及徹底打敗，來實現的。
我覺得對這樣的國家搞綏靖，你是不行的，你是一定要戰勝它，那麼這次以後，埃及跟以色列互相承認，建立了外交關係，以色列做出了非常大的讓步，從整個西奈半島退出，而且把加沙地帶的控制權也交給了埃及。
這種慕強當然不是由知識份子構建出來的，但他們的流行是大眾心理的反映。而中國社會的普遍慕強恐怕要歸結於中共幾十年來對弱勢群體的打壓和對叢林法則的實事認可。或許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依然是弱肉強食，但其在民間已經越來越不被認可。在世界許多其他國家，民眾認可的價值觀，是如同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上所講的：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而這樣的同情和善意卻在中國被嘲笑為“白左”、“聖母”、“白蓮花”。殊不知這片土地和人民已經在“勝者為王”的歷史中遭受了多少苦難。
當年中國自由派明星大多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這不是偶然的。儘管自稱自由派，然而不少人的核心價值，還是那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就是他們的慕強心理的最大來源。難怪他們在本國議題上，一向對於普羅大衆的歷史命運冷漠，在國際關係上，又總是不假思索地支持香港人所謂“誰大誰惡誰正確”的無上法則。
但昨天我在中國的社交網路又讀到一個故事。一位大學老師在課堂給學生播放1974年的伊朗電影《靜謐生活》，放到一半有學生崩潰大哭，因為聯想到了自己新冠三年中封閉的高中生活和加沙更加令人瘋狂的隔絕。他們說：“老師我們真的要見證第三次世界大戰了嗎……世界完蛋了。”
這是個悲傷的故事，但也令人欣慰。年輕人還沒有完全麻木不仁，他們還會共情和哭泣，那我對這個世界就仍抱有希望。
即使要陷入辯論、爭吵和決裂，仍然值得我們去表明立場，並歡迎不同立場之間的交流，從而去儘量說服他人歷史其實有不一樣的解讀，戰爭和報復並不是解決辦法，以及普羅大眾也有能力改變許多東西。
[1] https://news.ifeng.com/c/8TqXTJtEhlg